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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后乡村调查:不到农村 不知看病之难(图)

www.zjol.com.cn  2006年03月24日 10:48:57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求解“农村看病难”,应从真实、全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开始。钟图摄

  ●王红漫和她的团队,历时4年,走遍了包括山东、江西、黑龙江、海南、四川、云南等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深入1000多户农家访谈,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报告和一部专著《大国卫生之难》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王红漫的回答很书生:我们北大的,做学问不会应付

  3月的北京,也许是有了热气腾腾的全国“两会”,连空气也传染得暖热起来。

  会场外,京城西北郊的海淀区学院路38号、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园内那幢公共卫生学院办公楼316室,几乎每天,它的主人都会非常仔细倾听有关农民看病难的任何声音,或是不自觉地欣慰一笑,或是若有所思。

  她叫王红漫,北京大学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后。不久前,她刚刚向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名称就是:《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若干问题及政策建议》。这份建议,连同她200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大国卫生之难———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现状与制度改革探讨》,引起了高层乃至公众的关注。“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甚至媒体报道,还时不时会引用她的一些调查数据和观点。

  那是她和她的团队,历时4年,走遍了包括山东、江西、黑龙江、海南、四川、云南等全国20个省区的100多个乡镇,深入1000多户农家访谈后,得出的成果。

  “不从出发点起步,还搞什么研究?”

  出身于哈尔滨市的书香门第,顶着“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两顶帽子。4年前,王红漫更感兴趣的,是医学社会学、健康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2001年,北大的一项改革,让王红漫的研究方向出现重大转折。

  北大有一个“985”青年行动项目,年龄在45岁以下的北大人都可以投标。第一次投标的项目,竞争激烈,王红漫没有被选中。翌年她再次参战,顺利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

  母亲知道女儿挑大梁后,高兴之余,千叮万咛:“你从小到大都不熟悉农村,一定要比别人更多地沉下去,更多接触农民啊。”

  那年5月,王红漫带领8个人的课题组,在完成前期预调后,准备深入基层。有人奇怪地问:红漫,你真打算沉下去啊?发点卷子下去,过一段回收不就行了?

  王红漫的回答很书生:我们北大的,做学问不会应付。

  她最敬佩的一位学者,是费孝通;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曾国藩的“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问可以告我共析之”。她从无数北大导师身上,更耳濡目染了严谨、坚韧的治学精神。

  那一次,王红漫完成了一个参与科研项目竞标的标书,请老师提意见。老师们的反馈内容已经很详细了。但就在她递交标书的前一夜,窗外刮着凛冽的寒风,住在学校博士公寓的王红漫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两位白发苍花的老教师,拿着她的标书:“又仔细推敲了一遍,这里加上两句话可能效果更好。”

  所以,她很在乎的是,“我不能把北大的好传统丢了”。

  王红漫有自己的想法:农村、农民是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当然就是对之学理分析的出发点。农村卫生保障制度关乎9亿农民切身利益,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和缺失所产生的后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农民承担的。要想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首先就要去农村。

  “不从出发点起步,还搞什么研究?”她对课题组成员一再强调。

  几天前,她先后接到两封陌生来信,一封山东沂蒙老区署名“老共产党员”的,直呼她为“红漫女儿”;另一封是山东平邑退休基层干部老张,自告奋勇要为王红漫当“义务调查员”。

  “当初担心我不熟悉农村的母亲,这回应该放心了!”她很为自己被接受为“农民女儿”自豪。

  “我们掌握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第一手客观真实的数据”

  316办公室,最显著的摆设是3个大书柜,全是原始的调查问卷,搁不下了,地上摊开的纸箱一摞摞。

  这是课题组最宝贵的资料。“一份一份,全部是我们在每一户人家面对面填写的。”

  为了这个“面对面”,他们没少吃苦头。坐了火车换汽车,坐了汽车换马车,才把这些死沉死沉的纸张带到乡镇。“衣服可以少带,问卷一张不许少。”王红漫要求调查组成员。身强力壮的学生,义不容辞地成了苦劳力。

  “红漫是个认真的人。”周围的师生这样评价,而她偏反驳:“不是认真,是很认真。”

  村里人家有时住得很远。有时走了一天的路,脚都瘫软了,有学生想偷懒:“就剩一两家还没访谈,反正全村情况大致差不离,随便填填不就行了。”王红漫一脸严肃:“不行,有了一次借口,就会有很多次。”

  很多时候,王红漫和她的学生,在农民炕头上一坐,在村头几位农民打扑克就着的小纸箱上,或是就地一蹲,膝盖为桌,边访边记。

  经费只有5万元,王红漫希望能确保调查范围具有广泛的覆盖性,调查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同学、朋友、亲戚、学生甚至学生的同学,一切可以利用的农村资源,都被她利用到极致。“至少可以住在农民家里,省下的钱,还可以多调查几处。”

  到农村调查,需要吃苦。但哪怕是远赴贵州、云南,她都没乘过飞机,而是在火车的硬卧、硬座上,一路颠簸摇晃,再换乘汽车、拖拉机、马车、驴车。

  王红漫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到四川一个农村做调研,晚上找不到地方住,万般无奈,她只好带着学生们在空地上又蹦又跳,以此取暖熬过了一个晚上。

  “不到农村,真不知道看病难在何处”

  农民看病到底怎么个“难”?没钱、放弃治疗、大病致穷……深入农村后,王红漫对此有了特别痛彻的印象,但她更想告诉人们的,是另一些被忽略的“难”。

  那是第一次出发,到黑龙江一个乡镇展开调查,王红漫不幸染上地方病“克山病”。上吐下泻,痛苦万分。学生们迅速把她送到镇医院打点滴,“我当然知道城乡差别,但还是忍不住暗叫:天啊!卫生院居然这样!厕所设在诊所外面,距离较远,卫生所给急需的病人摆了便壶,一些打着点滴的病人内急了,就在屋里一侧身方便,大家都很习惯。王红漫却难以接受。肚子泻得厉害,她硬是一次次让同学举着挂瓶,搀扶着病病歪歪地走到很远。“很多农村医疗机构硬件相当差。”王红漫说。当然,最近几年,一些乡镇卫生院获得了更多的投入,盖起新楼,添置设备。

  另一个状况却仍旧被漠视。“基层医务人员整体医疗水平停留在很低的层面。”在她看来,这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王红漫和其他课题组成员曾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实地考察,“我的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

  类似的低级错误屡屡发生。一个感冒,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样就碰上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乡镇医生甚至看不懂常规化验单。“乡镇卫生院面临信任危机。农民一旦有点什么病,就往县、市医院跑,白白增加了负担。”

  “就卫生研究而研究,关起门头头是道,推开门寸步难行”

  “到了基层才发现,我们许多想法太脱离现实了。”王红漫常忍不住叹息,“城里人把卫生保健看得很重要。而农民最关心的,不是卫生保健,而是如何增收。”

  贵州一个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当地农民平均医疗费用却在150—200元之间,“农民怎么可能把一半以上的年收入用于医疗费用?”湖南另一个村,王红漫入户调研得出结论:医疗卫生保障的重要性排在就业、子女入学、盖房之后,“农民的健康意识远未达到政府期望的标准”。

  她还有过一次尴尬。农村合作医疗中有关“大病”与“小病”的政策完全不同。农民眼中,大病与小病,又有自己的理解。最初他们在与农民访谈时,听到农民抱怨“大病统筹”是个幌子,生了病至今也没“统筹”上,王红漫他们准备仗义执言,向相关部门讨个说法。最后才闹明白,农民所说的“大病”,根本就没列入国家政策中提到的几种病,相关部门没有违规。

  这件事让王红漫陷入另一种思考。“对相关政策涉及的定义,能否做到制订者、执行者与实施对象不产生歧义?制订政策时,能不能多从农民的角度、农村的实情出发,不要太脱节?”许多想法都在转变。

  按照课题组开始在北京搜集的一些材料,他们对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可以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补偿,心里是有点数的。但是,深入农村后发现,问题比想象的多。大多数地区报销额度为30—60元,西部地区甚至只有10元,大病报销额度每年达4万—6万元。但现实门诊报销的情况是,很多药品在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实际价格在扣除报销额度之后,仍然高于药店的价格。

  “农民得到的实际补偿可能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大大弱化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

  最让王红漫意外的,是乡镇医院的现状。

  中国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由“村卫生所、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三级网络构成。乡镇卫生院本来是这个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枢纽。也就是说,村卫生室看不了的病,可以去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看不了的病,去县医院。

  但调查发现,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根据对1000多户农民的入户调查及卫生机构的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农民“大病”就诊主要是县级以上医院,占58%,乡镇卫生院只有12%。“小病”就诊主要是村级医疗机构,占47%,而乡镇级卫生院仅占18%。而同时,调查涉及的中部省份的15个卫生站有10家亏损,东部的18家卫生站则全部亏损。为维持生存,不少乡镇卫生院采取了“以药养医”的方式,客观上造成合作医疗难以发展壮大。

  “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着,乡镇医院实际上被‘抽空’。”王红漫感叹,“可能很多人还不能认同这个事实,但我自信,我们发现农村医疗合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从前,听到国家要加大乡镇医院投入力度,王红漫一定大声叫好。现在,她反而多了些担心:“如果不改变乡镇医院的经营模式、绩效管理,投在农村医疗机构的钱,能否真正有效?对基层加大投入,一定要加强监管力度。”

  王红漫这样定义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学者,既不是农民的利益代言人,更不是政府的御用学者。“我的任务,是在掌握真实情况下进行学理分析,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吴焰)

来源: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作者: 编辑: 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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