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公平教育时代到来的信号—“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项政策的出台直接惠及中国9亿农民，原来“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局面将变成“义务教育国家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也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由各级财政负担，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今年开始将达到前所未有地广度与深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寻求破题的历史性变革，从此拉开帷幕。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全国部分农村调研后了解到，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除了要面对投入相对滞后的困境外，还要解决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经费缺口等多种问题。

　　“相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开学前已全部到位。其中，由地方承担的20%的资金，广西等省份已全部由省财政承担，不要求层层配套。”3月21日，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此次经费落实之快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当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有关教育这一部分时，多次被代表、委员的掌声打断。温总理说：“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里程碑第一块基石，是在2005年12月24日打下的。

　　当时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此后，教育部部长周济宣布：自2006年始，中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将至少投资2182亿元，支撑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确保“农村孩子上得起学”。

　　“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代表、委员时发现几乎都有这么一个共识： “‘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将不再是口号了，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由教育新政策、新战略出台引发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也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经费问题阻挠百万儿童入学梦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如是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看来，平民教育之路依然会很漫长，因为首先要把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处理好。对此，谭仲池在提交议案时，附上了《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问题及对策思考》的调研报告。

　　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相对滞后，造成农民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损害，困难地区农民子女失学严重。”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到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缺口累计达3515.4亿元，即使按1995年以来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30%的较低水平，2000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缺口也在1000亿元以上。

　　谭仲池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

　　谭仲池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每年大约有110万名儿童不能入学；有的农村中小学失学率达30%。农村义务教育按时完成率仅76%，全国7个省区甚至在60%以下；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6年，实现程度为10%，提升最慢；农村9%的成人是文盲。地方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发展普遍负债，经济落后地区尤为严重。

　　保障机制建立政府将担更大责任

　　除经费困绕外，农村教育负债也引起了众多代表们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曹策问认为，当务之急应当尽快解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下称“普九”)给不少农村带来的债务问题，否则，政府对义务教育开出的众多优惠政策可能因此抵消，无法真正给群众带来实惠。

　　他认为，以前的农村“普九”工作中，大部分的投入由县乡财政解决。由于县乡财政紧张，大多通过集资和借贷的方式解决。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一费制”实施后，原来县乡筹集资金的来源被切断，结果造成债务大量沉淀，成为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

　　对此，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时分析说：“2000年之后，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的改革最基本的变化是从农村教育基本由农民办，转移到农村教育基本由政府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周济认为，首先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还要保证安全(指中小学危房改造等)，同时要保证基本经费，这种情况下，在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已经是由政府来承担了。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已经20年没有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中有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表明政府要在义务教育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周济认为：“但具体到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更为关键的工作是测算和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如果比例不确定，省级统筹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