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葬礼至少1万元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要花多少钱？
广西北海市的凌先生为一位亲人操办丧事，在殡仪馆里的开支为6470元，墓地花费约为8000元，管理费50元／年。
而在北海，工薪阶层的月薪在600元至800元之间，丧葬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力的全年收入。
如果是北京，在城八区医院过世者，运尸费需200元，中档寿衣1000元，整容200元，中档告别厅1000元，普通的火化费380元，中档骨灰盒约1500元。骨灰最多只能寄存3年，之后必须进入公墓了——市属公墓的最低价为6000元。
“无论在哪里，一场稍微体面点的丧葬，成本至少是1万元。”一位殡葬业人士说。
殡仪馆也曾推出各种档次的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上海提出600元办丧事；广州是千元办丧事；四川内江市某殡仪馆的刘先生称，在他们那里300元就能解决基本服务：有农民开拖拉机运尸到殡仪馆，选择最低档的火化160元，装入一个几十块钱的坛子后带走。
“从众心理加上传统的厚葬观念，人们往往不会选择最低消费，”民政部门的一位官员说，“消费者从一时的感觉出发，觉得这个行业是暴利的。”
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凌先生等人的反驳。“面子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说，“关键在于，一个体面的殡葬是否真值这么多钱？”
暴利藏在骨灰盒和墓穴里？
一年前的清明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殡葬服务业有暴利，但集中在大城市。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副处长姜晓刚也曾对央视表示：骨灰盒的价格很高，是300%的利润，还包括寿衣。另一些媒体引述自揭黑幕的老板的话：殡葬业利润可达1000%-2000%。
在中国，运尸、火化和寄存3项服务的收费由物价部门决定，所以，由市场调节价格的殡葬用品和墓穴利润空间最大，一些殡仪馆一度依靠出售骨灰盒为生。
曾为北京某殡仪馆供货17年的骨灰盒销售商张先生，为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个汉白玉整体雕刻骨灰盒，采自四川雅安的石料毛坯，原料成本300多元，雕刻3天，磨砂4天……加起来的成本约900元左右。卖给殡仪馆的批发价一般1100-1200元，而摆到殡仪馆后，价格顿时飙升到2800元，这还算是“良心价”。
“越是高档的骨灰盒利润越高，在市场上售价3800元的红木骨灰盒，到了殡仪馆内价格跃到6000元。”他补充说。
既然殡仪馆出售的骨灰盒中藏有如此的暴利，消费者是否能够选择“外带”的方式？
本报记者对多家殡仪馆进行调查，有些地方虽未禁止“外带”骨灰盒，但又明示：若要在该馆寄存骨灰，就必须在馆内购买骨灰盒。
“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骨灰盒商人张先生说，“就像在西单买了衣服，却不能穿着在王府井走路。”
而公墓领域的利润更为丰厚。如果按面积计算，它的价格已经远高于房地产平均水平——1亩地大约可造墓300个，每个可售价5000元。另据知情人透露，民营资本进入某些公墓，至少每亩地需上缴2万元左右“管理费”，这些成本最终要加在消费者身上。
据民政部披露，2004年，中国火化遗体436.9万具，按平均每人最低消费15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每年殡葬行业的市场经营额约65.5亿元。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殡葬事业收入达75亿元，盈利总额10.98亿。一位杭州老板在全国各地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后统计，殡葬中介利润丰厚。仅以杭州市为例，每年火化遗体2万具，按3000元／人算，每年纯利润可在2500万-3000万间。
暴利来自行业垄断？
舆论则把殡葬业的暴利归结为行业垄断、缺乏竞争造成——“大权”依然握在公办殡仪馆手中。
“但民政部从未限制非公资本进入殡葬领域。”民政部社会事务处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称。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也只规定了建设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堂、公墓、殡仪服务站等设施须报经民政机关批准。
“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将‘准入审批权’转化为‘经营独占权’，稀里糊涂地垄断了殡葬，老百姓也是稀里糊涂地接受了。”长沙民政学院殡仪系教授王夫子分析。从1950年代开始，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
民间对这个市场觊觎已久，还包括外资——美国殡葬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曾对会员们说：“你们要把眼光瞄准中国，那里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1990年代后期，民营资本的进入并没有改变殡葬业暴利局面。对此，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也感到困惑：“现在50%以上公墓经营已经放开，100多家殡仪馆也采取了个人办以及个人和民政部门合办的方式，但殡葬服务高价问题为什么还比较严重？”
1997年，商人孙向明投资110万元创办全国第一家殡葬中介机构——“积善堂有限公司”。还未正式营业，当地民政部门的执法车即开到门口，拿着封条查封了公司，连工商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也被扯掉。
孙向明觉得很冤：公司法里规定特殊行业需要前置条件——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但不包括民政项目。他去申请营业执照时，工商管理部门也顺利批准。何况，他的公司不会和公立殡仪馆形成竞争——他主要开展前期服务，不销售最能赚钱的骨灰盒，更不涉及墓地。后来在法庭上，当地民政局答辩说，“积善堂”的服务大部分是殡葬行业中能产生盈余的服务，而艰苦、赔钱的工作却扔给了政府。
“其实就是缺少一纸审批。”孙向明说。
1998年2月，工商部门给他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竟变成“婚礼设计”，由“白色服务”改穿“红妆”。
第一家民营殡仪馆也是命运多舛。总投资达3000多万元的“天渡殡仪馆”开业后，就因“非法”被叫停。2003年12月25日，天渡殡仪馆强行营业，然而当地各医院不准死者家属将遗体送往这家殡仪馆。最终，国家的政策占了上风——2004年4月3日，民政部就天渡殡仪馆建设项目问题的答复函，对其持肯定态度，民营殡仪馆终于取得合法身份。
“天渡殡仪馆事件，让民政部门遭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位民政部前官员对本报记者称。所以，有专家分析：民营资本的介入只是从表面上打破了垄断，但由于多年的“积累”，整个行业需要理顺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有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大多公营殡葬单位只是退出利润相对较低的领域，比如殡仪服务和花圈、寿衣等殡仪商品销售；即使完全退出骨灰盒市场，尚有利润更高的公墓项目。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张洪昌介绍，目前全国的殡仪馆仍以公营为主，约占80%。而公墓中民营、公经平分秋色。虽然这位人士否定了垄断之说，但据了解，民营公墓其实多采取联营方式。据新华社报道，一些民营墓园甚至与国有墓园形成联盟。
政府应回归本位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对《人民日报》记者称，现有的殡葬管理体制既有缺位又有越位，“就相当于运动员同时是裁判员，现在各地的殡葬管理处就设在殡仪馆内，占人家的编制，拿人家的工资，如何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他进一步表示，要推进改革就要牺牲部门利益，民政部门要跳出这个利益圈，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更多地承担监管的职能。这是改革最大的障碍。
殡仪馆收费不规范一度为老百姓所诟病，甚至进入消费者投诉热点。近几年，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大量的收费项目被清理，价格也普遍大幅下降。新华社的报道说，现在丧户的总体殡葬费用在市场竞争中趋于合理，比改革前下降了40%以上。
上世纪90年代，公墓进入大发展时期，兴起了塔葬陵园的建设高潮。与此同时，一些塔葬陵园实施了非法传销，一些地方政府则大量批地，侵占耕地。民政部多次发文，要求禁止非法公墓开展经营活动，杜绝公墓穴位和骨灰格位销售中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规行为。
一方面是一些合法的民营殡葬企业受到排挤，另一方面黑殡葬却大行其道。在各地，非法运尸车和黑殡葬中介人员出没于医院重病室和殡仪馆，号称“一条龙服务”、“有熟人”，一次性收取高额的费用，然后到殡仪馆在按照最低的标准为丧户选择殡葬服务。
黑殡葬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高额成本，也给悲痛的亲人带来精神上的打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抢尸、抛尸的恶劣事件。2006年3月1日，因谈不妥价格，一病逝老人在沈阳某医院门口遭“黑殡葬”抛尸。
维护秩序的责任，显然应当由政府承担。3月3日，沈阳市民政局局长向公众公开道歉，处理相关责任人，并着手开展整治工作。
王夫子认为，殡葬行业根本就不是“放开”或“不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有序放开”的问题。
张明亮还谈到，只有理顺体制，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发挥依法行政的作用。所谓理顺体制，他解释说，就是要将行政管理和具体提供服务分开，政事分开，政企分开。
但范英对部门立法不抱希望，“要想真正搞好，就应该放开让别人研究。”范英领导下的广东社会学会在国内率先提出殡葬立法问题。
媒体惊呼“死不起人”。作为公益事业的殡葬，再次受到苛责。
这几年每逢清明，殡葬业屡遭舆论的“狂轰滥炸”——“垄断”、“暴利”、“混乱”…… “公益事业”被冠以各种恶名。
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昌说，“仅从局部、某一现象就推断整个行业是暴利，不够严谨，有失偏颇”。在2005年3月之前，张洪昌的身份是民政部社会事务处处长，殡葬工作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但是他也承认，如果殡仪馆骨灰堂对外带骨灰盒的限制放开，那骨灰盒的价格肯定要唰唰地往下掉。
殡葬行业的垄断并非稀里糊涂，而是出自其生存的需要。张洪昌认为，国家推行殡葬改革，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之后财政分灶，压力转移到殡葬机构身上。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4年，全国殡葬事业支出约90亿元，而财政补贴仅有4亿多元。
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殡葬行业经历了从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直到自收自支的过程。作为事业单位，它直接介入行业的经营和管理；而作为产业，它是公众心目中的公益事业，担负着国家殡葬改革的重任。
广东省社会学会会长范英则反问：“但是如果不存在暴利，为何死死不放开？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2月28日，深圳殡葬用品超市悄然开张。它再次为特区赢得了“改革者”的名声——“由政府主导、殡葬用品生产厂家进驻殡仪馆直销的经营模式，是中国首创。”深圳殡葬管理所所长陈海云说。（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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