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三者相加，公款消费9000亿元。     

    在沉默了数日后，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作出回应：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的说法不实。其理由是：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有关科目数据初步估算，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4.5%%、财政支出的4.2%%（数据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竹立家教授所说9000亿元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用语非常谨慎，“初步估算”、“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的语气至少说明，财政部自身对公款消费的实际数额也缺少翔实的数据，因而，底气显得不足。     

    这种底气不足还体现在“技术”层面。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数据，是在《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基础上“估算”出来的，而现实中，许多公款消费并不能在预算和决算中反映出来。4月3日，湖南常宁农民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原因就是，该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价值近40万元，而该财政局的车辆编制只有4台。一年就超出编制50％，可见，根据决算是无法“估算”公车实际消费金额的。     

    而且，除了预算资金，还有庞大的预算外资金，即地方、部门或单位凭借国家权力或由国家授权而取得的没有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它由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自收自支、自主管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曾经撰文指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统计内的预算外收费高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预算外收入至少5000亿元，两项相加即超过10000亿元，而这些绝大部分来源于相关政府部门在土地、收费和罚款等方面的营收。这些通过收费形成的公共资金，其中一部分分散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各个部门利益的一块“自留地”，查不清，道不明，更无监督可言。     

    很显然，如果公款消费源于庞大的预算外资金而非预算内资金，那么，其具体数额财政部门是无从知晓的。由此，公款消费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作出的“初步估算”是建立在行政事业单位公款伙食费为“招待费”的40%%的假设基础上的，而实际比例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笔者举一例即可说明这一问题。4月19日，“新华视点”刊发了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安徽省明光市司巷乡政府为了偿还吃喝招待款，先后卖掉政府办公楼、电影院和乡广播站，并侵占了赈灾专款修建的敬老院办公，让五保老人住进破烂不堪的米厂长达9年时间。     

    一个乡级政府竟然吃喝到了“卖掉政府办公楼、电影院和乡广播站”的地步，其公款伙食费占招待费的比例何止40％？     

    公款消费成了糊涂账，暴露出来的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弊端。其一，预算外资金总额过大，支出高度不透明。其二，我国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都是财政部门，这使得财政预算极容易变“软”。而在许多国家，财政的编制和执行都是分离的。如美国，财政的编制是由总统办公室预算委员会完成的，经国会批准后，政府预算就成为法律性文件，再由财政部去严格执行。     

    由于预算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确保了预算的高度透明，在美国税务机关免费发放给纳税人的许多税收宣传手册中，都附有美国前一财政年度的联邦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说明。其透明度之高显而易见。而且，由于制定预算和执行预算是分离的，形成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良性机制，大大减少了权力随意“发挥”的空间。在这种财政体制下，任何公款消费都不可能成为糊涂账。美国的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