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问题？软问题？

　　来自河南的文明同学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1993年父亲病逝，同年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远走他乡，只留下11岁的他和住他家房的一位叔叔一起生活。

　　“2002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看学费4000元，住宿费800元，我犯了愁。姑姑、伯父和乡亲们全都动员起来，给我凑了3000元。汇到学校2000元，买完火车票和一点儿日用品，我的手头只剩下五六百元，忐忑不安地到了学校。”

　　文明进入“绿色通道”，向陈波老师讲明情况，陈波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学校暂缓了他的学费。很快，陈波又为他在学校勤工助学中心安排了一份工作，每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很快，文明又申请到了学校的特困补助，他交齐了住宿费。第二年，在所在学院的极力推荐下，文明又拿到了为期3年的镇泰助学金，第一年资助6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7000元。加上当家教的收入和拿到的奖学金，文明的生活彻底有了保障，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补交上了第一学年欠下的学费。

　　回首往事，现已考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文明有感而发：“是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安心学习，找到了做人的自信。以前我不愿对别人提起我的家庭，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了。我感到自己过得很充实，很幸福。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报这个社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受资助的不少大学生和文明一样怀有感恩之心，生活态度积极。

　　“以前，我对别人很冷漠，很偏激，现在改变了很多。高中同学都说我的变化很大。今天我受了别人的资助完成学业，明天我也一定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原本性格内向、见人不爱说话的魏国宁同学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听着学生们的真情告白，陈波泪流满面：“和他们待久了，有一种心贴心的感觉。如果允许，我愿意一辈子做贫困生救助工作。看到他们受资助后脸上露出的笑容，我比得到多少钱都高兴。”

　　同样的感受，有着多年学生工作经历的张浩辰也有：“贫困生的救助是个阳光事业，是个温暖事业，是个硬问题，也是个软问题。争取多少社会资助算够，学校没有指标，但爱心、责任心、同情心促使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

　　谈起贫困生救助，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云对成绩一带而过，更多地说到了学校的责任：“学校的职责决定了要关注每一个大学生，尤其是贫困生。我们尽最大努力资助贫困学生，为的是让他们放下经济包袱，专心学业，成长成才。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只有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而受教育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适时地给这些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关爱，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会关爱我们的社会。”

　　采访手记

　　高等学府高等责任

　　兰州理工大学的老师们，尽自己的全部力量，艰难地确保了每一位贫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他们不仅教给了这些学生谋生的本领和奉献社会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还让他们具备了自立的信心和奉献社会的热情。这是一所地处西部地区的高校为西部人民作出的最切实的贡献。

　　教育法人与企业法人的本质不同，教育法人(不论其为公立还是私立)除了社会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利益。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最伟大的工具。它从来就不应是赚钱的工具，或为出资者谋取其他私利的工具。高等学校尤其如此。

　　有些鼓吹“教育产业化”、“没钱的孩子就不该上大学”的人，总把美国的大学制度作为学习的样板。殊不知，即使是在全世界教育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那些地位尊崇的名校，也不会如此滥用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曾因坚持自定的“逆向歧视”政策——低分优先录取黑人学生，而被落榜的高分白人考生一次次告上法庭。耶鲁大学等50所名校曾联合发表宣言，宣布“奖贫不奖优”，奖学金一律按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放，各校相约不以奖学金作为竞争优质生源的手段。

　　高等教育应该担当起更高的社会责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力。兰州理工大学在一项最艰难、最繁琐的工作——贫困生资助和培养方面，为中国的大学作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