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中组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省市组织部长和干部处长参加的座谈会，从对外发布的材料来看，会议的主题为“干部考核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

　　“但实际上，会议关系到全国4级地方班子换届，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考察，”组织系统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会上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听取3个试点省区的经验，讨论全新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

　　毫无疑问，这个全新的综合考评办法，将成为换届的“指挥棒”，成为衡量大小官员们政绩和德才的标准，组织部门证实，这一方案将在一两个月内公布。

　　座谈会因此而显得意义非同一般，甚至一个细节也可佐证——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就在会场上听了整整一天。

　　从本报记者获得的消息来看，这一试行办法，经过了专家一年多时间的研究，并在四川、浙江、内蒙古等3个省区的8个地级市、28个县市区进行了试点。

　　而在所有试点中，四川省绵阳市最早进行了换届，其诸多做法，最后为方案所采纳，在座谈会上，一时成为备受瞩目之焦点。

　　会后，各省组织部门近20批考察队伍蜂拥前往四川考察。

　　绵阳市，更因此成为观察地市“换届新法”的一个样本。

　　提拔人选“两次会议推荐制”

　　早在2005年5月，绵阳市就按中组部要求，开始了换届工作。

　　5月30日，绵阳市临园宾馆。210名绵阳市县级正职以上领导，正在“海推”新的市级领导班子，组织部门称其为“全额定向民主推荐”。

　　“海推”结果当晚即揭晓：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安县县委书记易杰、绵阳市市委副秘书长王倩和江油市委书记陈兴春，以高票入选拟提拔党政班子推荐人选考察对象名单。

　　四川省委组织部透露，因中组部鼓励各省试点可以“自选动作”，考核组将四川使用两年多的“两推一述”的民主推荐办法，融合到此次绵阳试点中。

　　次日，37岁的易杰最后一个站上陈述席，这个戴着眼镜、打着领带的年轻县委书记，在现场掀起了一个高潮——与会代表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两手空空、脱稿侃侃而谈，台下观众们交头接耳议论：是匹“黑马”！

　　发言时间为15分钟。“黑马”的发挥一直很好直到最后两三分钟，他突然愣住了。全场一片寂静。大家看见易杰低下头，从裤包里掏出一叠讲话稿，在桌上摊开。

　　“应该是没有控场经验，中间断了有分把钟，”不知是否因为这一“失蹄”，“黑马”的票数，最后排名倒数第一，没能进入差额考察对象。

　　“不过，他的能力还是展现出来了，”，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前不久，易杰被调整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了。”

　　绵阳的这一“两次推荐“方法，在试点时，即引起了其他省区的关注，几个月后，同为试点的内蒙古赤峰市委换届，在考察市人大、市政协副职补充人选时，就借鉴了此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朋山后来在座谈会上说，“效果都比较好”。

　　组织部门一位人士分析，“以往在人选推荐中，往往是上级选定，但从绵阳的做法可以看出，选人方式将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变化在于引入“两次会议推荐”，据本报记者了解，“新法”草案中规定，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但在会议推荐后，本级党委常委会也可以根据民主推荐情况和班子结构需要，差额提出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初选名单，再次进行会议投票推荐。

　　参加第二次会议投票的人员范围，包括党委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担任过本级正职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此后，本级党委常委会将根据会议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研究提出考察对象建议名单，经与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沟通后，确定考察对象。

　　政绩考核不再惟GDP

　　在人选初定之后，如何评估竞争者的政绩，乃成重中之重。

　　按照以往的评估模式，GDP所占的权重十分大，往往以此一票论英雄。正是因此，三台县委书记邱明君尽管入围了差额考察名单，但最初信心并不足，因为按GDP来估算，他的政绩并不打眼。

　　三台县经济总量在绵阳排名居中，邱明君到任时，县财政负债11亿，几年来，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历史欠账，加上农税减少的政策因素，2004年以来，该县财政收入不升反降，GDP仅略有增长。

　　如何评估邱明君的政绩？类似的困惑，在三个试点省同时遭遇。

　　内蒙古早在9年前就开始在省市县三级设考核办，探索年度干部实绩考核工作。浙江和四川则在2003年启动。其中浙江的课题小组规格最高：由省委副书记任组长、常务副省长和组织部长任副组长。

　　3个省的探索，此后汇集到北京，中央为此在2004年底，成立了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工作协调小组及专题调研组，并为此召开了专题研讨班，一共有30个省区市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和部分学者参与。

　　尽管对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和权重的比例，大家颇有争议，但达成共识的是，核心指标将同时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也要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

　　2005年，当考察组对邱明君进行考察时，这套评估体系已初具框架，不出最初所料，经济测算结果显示，“三台县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明显，农民增收乏力，全社会投资增长减缓，发展潜力不够充沛。”

　　社会发展部分的分数也在减少。“除基础教育解决较好外，城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绩不理想。”

　　但在可持续发展类别测评，三台县的分数却骤然拉升。因为“饮用水源水质完全达标，资源利用方式有所提升，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耕地减少得到有效控制。”

　　让邱明君感到欣慰的是，按照中央指标体系测算，三台县的实绩考核总得分竟然恰好比前五年略微上升。

　　在经济发展这个绕不过去的硬指标中，“可持续发展”这一指标帮了邱明君。因为在新的考核办法中，不仅纳入了人口增长、环境与耕地保护、科技发展等指标，“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及降低率”也被纳入经济发展的成本分析体系中。

　　民意调查首次进入考察程序

　　闯过了政绩考核关之后，邱明君和另两竞争对手，又将面临一个崭新的考验：民意调查。

　　对官员的民意调查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但国内首次使用者，则是内蒙古，该自治区的统计部门曾组织过大规模的社会满意度入户调查。此后，南京市曾于2002年推出“万人评议机关干部”活动，成都市新都区尝试过每年“千人评议党政领导干部”。

　　2004年，中组部在考察省部级后备干部首次试用民意调查，派出农调队到农民和居民家中抽样调查。

　　在座谈会上，中组部长贺国强对民意调查曾有这样一番评价，“一些干部之所以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除了本人的素质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干部的手段还不尽科学……避免考核失真失实，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全国换届的3省试点中，民调方法颇有不同，但最后，将民调范围集中在“两代表一委员”的方法获得了更多认可。

　　而为了不让民意调查与民主测评范围重叠，绵阳进一步锁定为在基层的党代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党员为民调对象。

　　颇有意味的是，绵阳市500人的民意调查和200人的民主测评，最后形成线型图对比，结果“官评”和“民评”的曲线走向大体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民调的框架设计中，除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大的类别外，居民收入、住房、交通、能源供应、生活环境改善和子女入学、就医收费等“群众生活改善”情况，成为民调的评价要点。

　　“‘官评官’，难免有利益关联在里面，‘民评官’就更真实，我们将民意调查和民主测评这两个范围区分开，就能听到很多工作圈以外的声音。”调研组一位官员说，“信息汇集起来，我们要寻找的是薄弱点。”

　　这种薄弱点确实找到了，在某县试点时，县党政两位主要领导的“优秀”得票率在民主测评时都接近70%，且基本没有不称职票，但民意调查的结果却不然：“满意”票只有35%左右，“比较满意票”也不到30%。

　　两个票数悬殊的原因，在民意调查表上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比较敬业清廉，但可能是害怕触及利益矛盾，一些老百姓长期反映的问题始终被他们“和了稀泥”。这个民调的结果，最后直接导致这两位官员被迅速调离。

　　民调的引入，无疑是此次“新法”中最具创新意义的一环，新华社在评价时称之为——“大胆引入”。

　　个别谈话开始“面对面”

　　在以往的干部考核中，个别谈话都是“背靠背”——也就是说，考察组主要是听取考察对象外围的意见，所了解的情况对本人都严格保密。

　　但在绵阳试点，组织部门却在个别谈话环节设置了一个特别的集体面谈。

　　邱明君迈进会议室时，就惊讶地发现，桌上有一张《考核对象谈话提纲》，上面有3道题目，要求在30分钟内谈完。

　　第一个问题是，列举出自己在任职期间做的最有意义最满意的几件事情和最不满意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并说明原因。

　　第二个问题则是“按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你所在地方或部门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正对面，考察组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先继习惯性地眯着眼，边听边记，时不时还看看对方的表情。除了考察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外，集体面谈还要观察其自我认知能力和心理素质。

　　“有同志反映你在工作中有时显得比较软，请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颇为尖刻，事实上，在组织部门的设计中，这个问题是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这是一个“压力测试”，考察的是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这样互动式面谈很好，各个考察对象的特点一目了然。”后来，在北京开会时，老邱发言，“特别是面对群众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考察对象有申辩解释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

　　这个集体面谈的办法后来也被吸纳到了草案中。针对不同对象，综合考核要求考察组分类设计谈话提纲，分别确定谈话重点。

　　“过去常常是很模糊地问，‘谈谈你对考察对象的看法’，”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程文茂分析，现在找的人和设计的问题不仅“有的放矢”，而且很注意收集事例，“请你谈谈你对某某在工作、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

　　“凭实绩用干部”提法将变

　　考察到最后关头，如何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中组部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工作专题调研组，最初确立的框架体系中，实绩分析处于结论性的位置。但四川的独特做法，最终却促成了考核评价体系的转向。

　　“各地政策环境、地域条件千差万别，就靠一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数据，能对一届班子和干部作出精确评价吗？”组织部门参与绵阳试点的一位干部坦言，当初提炼核心指标的过程“绞尽脑汁，弄得很痛苦。”

　　就在绵阳试点中，四川决定放弃将各环节形成的有关数据进行赋值加权计算总分的做法，而采用“分类定量，综合定性”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党政领导个人的实绩分析，除数据指标外，主要依靠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和个别谈话中的信息，最后加以综合。如果几个环节形成的评价结果不一致，以群众公认为准。

　　“指标数据要重视，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时候，作为考核依据不能过度强化”，在北京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魏宏发言时解释，“对领导工作的评价，不同于物质发展的简单经济技术评估，从执政的角度讲，领导行为最终还是要通过民意来反映，通过社会评价来反映。”

　　在绵阳试点中，根据“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分析，考核组最后肯定了邱明君的工作——主政期间，邱明君不仅积极偿还政府多年欠债，还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更好的工业底子。

　　2005年8月，邱明君当选为绵阳市副市长。

　　也就在这年秋季，第二批试点时，绵阳的这个综合评价方法，最后为各试点地所采纳并进入草案。

　　“这意味着连提法都要改变了，”四川省委组织部一位长期研究考核体系的干部分析，“过去是‘凭实绩用干部’，现在是‘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这里面有很大差别。”

　　这位人士认为，此次全国4级地方班子换届，新的考核办法将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将推动中国各级官员政绩观的转变，“而指挥棒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从‘GDP转向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