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外资将涉足中国农村金融领域的消息终于在杭州一锤定音。
当天,荷兰合作银行集团(Rabobank Netherlands)董事会执行主席赫姆斯克(Bert Heemskerk)、国际金融公司(IFC)东亚太平洋局副局长冯桂婷及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张晨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宣布: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将共同出资参股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杭州联合银行),总出资额为2.6亿元人民币,两家公司分别占杭州联合银行10%和5%的股份。
这一参股虽属战略性注资,但意义非凡——这是外资首度入股我国国内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为我国农村信用体系的重组和改革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7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在京独家专访了专程来中国出席签约仪式的荷兰合作银行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赫姆斯克先生,畅谈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话题。
世界最大农业合作银行的成功秘诀:源于农民和农村
《中国经济周刊》:看到荷兰合作银行的介绍我很震惊,作为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银行,不仅是目前世界30大银行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没有政府参股的AAA级私人银行,而且连续数年被评为“最安全银行”首位。但另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今天的荷兰合作银行最初是由农民自发组成的农村信用社发展而来的。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赫姆斯克:荷兰合作银行是由农民和中小工商户创办并运作的银行。尽管每个农民和小商人的力量和信用度非常有限,但是他们团结起来、互相担保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由于荷兰农村发展程度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雄厚,随着农民越来越富有,农村经济也越来越发达,而荷兰合作银行在农村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另外,荷兰合作银行没有股东,因此也无需分红,这就使得百年来的利润不断累积成今天雄厚的资本基础。
从前,我们的业务仅仅局限在贷款业务,而现在,我们的业务非常广泛,除了存贷款等银行业务外,还经营住宅抵押、船舶抵押、代理及租赁业务、保险及资产管理业务等。所以在今天激烈的银行业竞争中,它本身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成功。
《中国经济周刊》:是否可以说,专注于农业和农村领域是荷兰合作银行同其他银行的最大不同和成功秘诀吗?
赫姆斯克:是的。今天的荷兰合作银行已经迈出荷兰,特别是在农业和农村金融领域,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合作专业银行。我们的力量一直都来源于农民和农村。
100年前,人们只会在大城市中设立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却从农村中产生。但是,从最近的二、三十年开始,我们开始从城市周围的郊区逐步向城市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荷兰经济变得非常开放,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也开始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现在荷兰合作银行已经在世界上37个国家设立了1,500多个经营及办事机构。
《中国经济周刊》:本刊曾对贵国农业大臣魏尔曼先生进行过采访,他认为荷兰合作银行在荷兰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为农业和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体系是农村信用社,您认为荷兰合作银行和中国的农村信用社有什么不同?
赫姆斯克:我想不同只是暂时的。在19世纪末,即1890年左右,在荷兰有成千的合作银行。1898年,这些小银行(成员行)自下而上控股,在南、北部两个城市成立了中央合作组织,1972年,两家中央合作机构合并成今天的荷兰合作银行。经过不断重组及合并,现今的成员行已减少为200多家,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却在扩大。
荷兰合作银行的中央合作银行主要有控制、服务及自身营利三方面的功能。控制功能在于信贷控制、合规管理和审计,并受荷兰中央银行的委托,对成员行行使监管职能,代表成员行利益,与政府对话。其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新产品开发、复杂产品设计、信息技术系统、结算等。中央行所提供的服务,按照市场价格向成员行收取费用。其自身也有盈利功能,如资金拆借、资金管理、资本市场、大型客户的批发业务、公司银行业务等——中央合作银行自身的银行业务,作为成员行的业务补充并独立于成员行业务之外。
后来的历史证明,成立中央合作银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使得银行保留了日益发展壮大的客户,同时使得荷兰合作银行集团形成了强大的规模。当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想农信社作为中国农村合作体系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与荷兰合作银行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我们这种中央行和成员行的的两极模式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重组刚刚开始。
《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过程中,荷兰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赫姆斯克:政府只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保护这种体系的合法性和正常运行。组成今天的荷兰合作银行的所有成员银行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一个集团,而且都由中央组织统一控制,也就是说我们是两级的法人治理结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政府的法律保障,才成为可能,而且中央合作银行由所有的合作银行共同拥有,集团内所有机构的财务报表,都是出自法律的支持。
中国攻略:参股杭州联合银行是一个长期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中国的农村信用社会发展成一个大的银行组织吗?就像荷兰合作银行一样。
赫姆斯克:这取决于中国采取何种模式,荷兰合作银行是合作银行体系的荷兰模式,还有其他很多种模式,比如德国就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德国所有的地方成员行发展到今天,还都是各自独立的,没有任何的中央组织来领导他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交叉担保(cross guarantee)”。也正因为如此,德国的合作银行体系规模并不大。
我想,中国可能会遵循中国的独特发展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农村银行体系,但是荷兰的经验、荷兰合作银行的做法应该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荷兰模式会使合作银行体系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如果中国采取其他的模式,我想也有成功的可能。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荷兰合作银行正式参股了杭州联合银行,那么你们是从何时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下一步将开展一些什么样的业务?
赫姆斯克:放眼全球,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没有人可以忽视今天的中国。15年前,金融业务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时候,我们就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并且开始与中国一些大型的农业企业进行批发银行业务合作。
接下来,我们希望从事乡村银行业务,这也是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通常使用的公司批发业务和乡村银行业务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我们的战略也是在与大公司合作的同时,开展城市之外的零售业务。
对于此次参股杭州联合银行,我非常高兴。我们的投资不会是3个月或者6个月,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计划。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荷兰合作银行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又会从中国得到什么?
赫姆斯克:我相信荷兰合作银行会给中国带来金融领域的专业服务。在刚刚过去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遇到了许多中国的企业家。我和伊利集团的董事长潘刚先生有过很深入的交谈,我向他介绍,我们可以为伊利做的不仅仅是为伊利提供公司金融服务,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们设计企业、农民和信用社之间的供应链融资。我们也可以在农民生产、供销合作组织经营上提供非常专业的意见。
荷兰合作银行入股中国的地方合作银行,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一领域的投资回报会更高,而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农村合作银行只要积极探索和实践良好的法人治理、严谨的内控制度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定会变得非常成功。我想,可能只需要十年的时间,中国农村金融就会有很大发展,我们的投资就会变得非常值得。
另外,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中国本土想要国际化的企业打开一扇窗户,当我们合作伙伴的客户将来要在巴西、印尼或者新西兰开展业务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荷兰合作银行的国际网络为他们提供服务。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中国的农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赫姆斯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其中绿色能源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第四大的能源消耗国了。能源问题不仅对中国而言,对美国、对欧洲都是一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利用农业资源来开发清洁能源,不仅可以使中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而且对中国的农民和农业发展都十分有利,同时,也会使整个地球受益。
荷兰合作银行在这其中的角色就是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事实上,一年半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专注于这方面的开发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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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拯救了荷兰银行”
赫姆斯克经历不凡,因为在银行业打拼了三十几年、曾就任三家大银行的高级管理职位的他,却是学哲学和神学出身的。
63岁的赫姆斯克出生在荷兰的北维可赫特(Noordwijkerhout),他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牧师,他精通四门语言,先后在多所大学和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但后来,他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969年,他进入荷兰银行(AMRO Bank)工作,而且一干就是20年,在荷兰银行,他做过很多职位,并且一手开拓了其在东京、大阪、伦敦以及中国的业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他成为荷兰私人银行(F. van Lanschot Bankiers N.V.)的董事会主席,他是唯一一位非家族成员的董事会主席。
荷兰私人银行是荷兰历史最为悠久的独立私人银行,以私秘和会员制度的严格闻名。赫姆斯克积极地秉承了这种文化,他会每周两次与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个人交流,并且坚持以非常保守和传统的方式经营银行。
2003年,荷兰合作银行看中了赫姆斯克,请他出任董事会主席。赫姆斯克可谓临危受命,因为当时银行正受到安然事件的影响,AAA级信用评级也面临争议。
但是,赫姆斯克仅仅用了18个月就使荷兰合作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保留住AAA评级,2003财年的利润率也上升了12%。荷兰媒体称:“赫姆斯克拯救了荷兰合作银行”。
在工作中,赫姆斯克是个著名的“夜猫子”,他白天决不会早起,但一般会工作到深夜;在生活中,他非常的彬彬有礼,对宗教十分虔诚,是一位帕斯卡协会的信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冰,赫姆斯克言论经《中国经济周刊》编译,荷兰合作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蕙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