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企业起家的城市被冠上靠“断指经济”发展的帽子。对于1.2亿中国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资本就是他们健康的身体，但事实上由于置身建筑、矿山等高危行业，由于岗前培训的缺乏、工作环境的恶劣等等原因，他们健康的身体最容易受到威胁。而这些脆弱的身体支撑的是同样脆弱的中国内地几千万农民家庭的生计，是孩子们的课本，是老人的赡养。

　　今年2月7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发五号文”)。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专门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国务院文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最高规格的文件。在这个长达9300字的文件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被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优先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

　　去年，广州率先实行农民工可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据广州市劳动部门提供的数字，目前广州市有170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仍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处于无保障的位置，即使是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也不得不时常面对烦琐的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

　　在广州农民工中，阿毛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从蹲在医院的墙角等着搬运水泥开始，34岁的他已经在广州打工10年。和大部分农民工一样，壮实的身体是阿毛最大的本钱，他从来不生病，一年到头只会感冒一两次，吃两片最便宜的感冒药就好了。直到半个月前，他修理住处的一扇破门时，新买来的电锯从他的左手斜切了过去，“手一下子就像脱了骨的鸡爪一样”，4只手指断了，只剩下一层皮连接。

　　发生意外的时候，阿毛是一家叫做三川智传的公司工程部的员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种各样的舞台和背景板，手是他工作最重要的资本。他坐着摩托车被就近送到了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第一个医疗决定是截肢，整个费用大约3000多元。这时，下海前从事中医骨科的公司董事长程敏说了“不”，他通过以前的朋友，联系了和平手外科医院，快速转院后，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4只断指接上了。

　　昨天下午，记者在病房里见到了坐在床上的阿毛。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手术恢复得很好，但左手断指的部分还被层层纱布包裹着。到昨天为止，手术的整个费用已经上升到3万多元，所有的钱都是作为私营企业主的程敏支付的。

　　“可能我一直当医生吧，我知道手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截肢很简单，而且只需花费两三千块钱，但是手是用来创造财富的。阿毛是他们家的支柱，在湖南老家上有老人，下有两个小孩，他没有了手，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程敏的话让邻床的农民工都动了容。

　　在这家专业的手外科医院，医生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手部创伤，主治医生陈锦涛告诉记者：“虽然技术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断指再接手术必须在6个小时内做才能保证存活。很多农民工其实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最佳时间而残废。”而医院的负责人吴洪波告诉记者：“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老板和打工仔因为费用问题发生纠纷吵架。”

　　跟包工头14年未享工伤险

　　阿毛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农民工。40岁的张福元已经被工伤困扰了8个月，但事情似乎还远远没有到尽头。

　　目前，张福元的右眼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夫妻俩在在南海打工的老乡那里借住，他已经无力支付呆在广州的生活费用，靠老婆做小工每天赚的25元维持着生活，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还有漫长的劳动仲裁，甚至民事诉讼。在湖南零陵的农村，两个孩子正等着他们寄钱回去交新学年的学费，而他的老母亲因为他的意外整天以泪洗面。

　　张福元不愿意回忆那一天，去年11月26日，在珠江俊园的工地上，在打混凝土的时候，一个尖利的锥子头刺进了他的右眼。这是他1990年出来打工后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伤害。虽然他记得自己曾经填过身份证号码，工资单里也扣过160元钱，但劳动部门的登记显示，老板并没有给他购买工伤保险，虽然他已跟了这个包工头14年。

　　张福元被送到了广州邮电医院，动了四个半小时的手术，总共花了6000元，因为事关眼睛，他一直要求转院到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10天之后，张福元出院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被包工头骗出院的，因为包工头跟他说先办出院才能转院，但等他办了出院后，包工头也没有出钱让他再住院。

　　此后，张福元一直以门诊的方式看眼睛，到现在总费用已经差不多花了两万元，其中老板出了一万八千元后就再也不愿意出钱了。除了两千元医药费外，张福元更关心的是自己今后的生活，医生告诉他，他的右眼病情已经稳定了，不可能再有好转，如果他继续干重活，汗水流入眼睛，也会感染到左眼。残疾是一定的了，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认定工伤赔偿要过11道关

　　张福元想到了劳动部门，他到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6月1日，鉴定的结果出来，他被认定为7级伤残，根据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加上赔偿和生活费补偿，他应当可以得到近8万元，这笔钱要由老板来支付，但与老板的协商并没有结果，所以为了拿到这笔赔偿，他下一步要进行的是劳动仲裁。

　　张福元的维权路将是漫长的。据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的站长黄乐平计算，正常情况下(不含强制执行)，在法定时效内走完工伤维权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约3年半)，如果用人单位存心设置障碍，这个时间可能长达1932天(5年多)。“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烦琐的程序，这就是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尴尬。”黄乐平说。

　　“工伤争议大都发生在劳动管理不规范的用人单位，这些用人单位一般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这些用人单位不会让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但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则必须按照参加工伤保险企业标准进行赔偿。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因工作而受伤？受伤程度如何？这些问题上往往引发争议。”熟悉工伤争议和仲裁的人士说。

　　按照工伤法规定，企业老板虽然没有给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但是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老板就必须按照工伤规定，自己掏腰包，支付农民工相应赔偿。“因此，如果农民工想打赢官司拿到钱，起码要经过11道关。”

　　很多农民工考虑到这一漫长过程，最终只有放弃，选择和企业私了。

　　建筑老板买工伤保险有猫腻

　　“从全国范围来看，劳动保障系统中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案例中，九成和工伤争议有关。在广州，这一数字也在五成左右。”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工伤保险处陈泰才处长说，工伤争议在劳动争议中占着绝对数量。

　　“按照规定，用人单位需要给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并且保险费用由企业支付。”陈泰才说，由于工伤保险缴费率只占职工工资1%左右，一名农民工一年费用算下来也就200元左右。“但就是如此低的缴费，也有企业不愿意缴纳。”

　　“我们工地上一共有200多名工人，但是老板只是向劳动部门买了10份工伤保险。如果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就会让这名工人改名，改成已经买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然后就可以骗取到工伤保险。”昨天，海珠区东晓南路一工地上的工人张明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板曾经告诫过他们，不准向外人透露这个建筑行业的工伤参保秘密。

　　工人冒名顶替领赔偿

　　张明德已经在这个工地上干了一年多，由于建筑工人流动性十分频繁，老板没有和他们这些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其间他亲眼看到一名在工地上仅仅干了10天的工人出事，从4楼摔到地上，在医院抢救3个月，花了30多万元，最终保命，但是颈椎以下全部瘫痪，后来，这名来自四川的工人在得到建筑老板30万元赔偿后，离开了工地。

　　“我们都知道，这名工人是顶替另外一名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才获得工伤赔偿的。”张明德说，他已经在珠三角多个建筑工地上干过，“老板都是这样操作的。”

　　不仅建筑行业如此，包括采矿和运输等多个工伤高危行业，很多也是如此操作：不管有多少工人，只是购买几份工伤保险，一旦有工人出事，就立即让这名工人换成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骗保。

　　企业不愿让工伤者久住医院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员工发生工伤后，往往会和医院达成协议：尽量用便宜的药，一旦工人病情稳定后，就立即将病人从医院赶走。“因为现在药费很贵，动辄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哪个企业都垫不起。”张明德说，那位被摔成高位瘫痪的四川农民工，就是如此经历。

　　“由于摔倒地上人已经昏迷不醒，老板怕弄出人命，因此当时就送到海珠区一家三甲医院抢救，花了20多万元，后来看见不会死人，立即就把这名工人转到岗顶附近一家医院，药费立即就降下来了。治疗了几天后，医院说企业没有交钱，顺理成章地就把这名病人赶出医院，老板马上叫人把这名工人抬到一间出租房里，不再继续治疗。”

　　广州率先实行单独参保工伤险

　　“出了工伤一到医院看病就要钱，一些实力不强的企业，当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因此企业老板会选择和工人私了，不选择治疗，而是一次性赔偿万儿八百的。”在白云区某鞋厂打工被机器夺去3只手指的刘向英说，老板不准她去大医院，而是到附近城中村里一个诊所进行包扎了事，然后威胁她，一旦到劳动部门举报，就一分钱都别想拿到。“那个诊所已经成了鞋厂的‘定点医疗机构’，早就和老板达成过协议。”

　　去年，广州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民工可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今年6月26日，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再次发出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为与之建立劳动关系而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先行参加工伤保险。

　　一名工人参加工伤保险，企业一年只需要出200元左右，但是如果出了工伤后，治疗和工伤补助往往上万元。陈泰才表示，企业为农民工买保险不仅仅获得经济利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