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个人传记

　　村民的眼里，九星和吴恩福是连接在一起的。

　　1952年出生的吴恩福是土生土长的九星人，是个快意恩仇的爽快人，脸上总挂着憨厚的笑容。在九星村办市场扬名上海滩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九星村民的生活也日新月异。但吴恩福每提及自己的身份，言必称“我是农民的儿子”。

　　1966年，吴恩福初中毕业，考入七宝中学，但适逢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家里穷交不起学费，他便回家务农：种田、养猪、种棉花、搞副业，他都干过。有一阵子，搞粮棉高产的试验，吴恩福种的11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13斤(当时平均一般亩产难超100斤)，成为乡里的挂红花的模范，还前往各个村交流经验。

　　而在1994年，干过五年生产队副队长、五年生产队长、十年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临危受命，掌舵九星。

　　1994年，九星村劳力收入全年不足3000元，村子所办的几个联营厂都经营困难，村子欠债1780万，而村子的集体总资产不过2100万，负债率高达84.8%，村子两年多发不出退休金，更不要说报销村民的医药费了。

　　“当时投资620万元建造的电线电缆厂，年终帐面利润只有2万元，仓库里成品堆积如山，呆滞资金500多万，均为应收销货款以及库存产品，厂子已根本无利润可言。”说起自己刚接任九星“村官”时村里工业发展的窘境，吴恩福记忆犹新，“但是为了履行协议，机器还要继续转，就需要不断往里投钱。要解决企业这种持续亏损的状况，就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

　　于是，吴恩福将企业与村子剥离，采用“合作形式，租赁性质，独自管理”的方式，对外招标，由经营者管理。这步棋犹如帮流血不止的病人止血，使得九星避免了进一步亏损和负债。

　　土地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九星村于1996年11月与临近的东风村合并，拥有4500多亩土地，但随着上海外环线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九星村先后失去2/3的土地，只剩下1600亩土地。如何利用好这珍贵的1600亩土地，成为全村村民致富脱贫的重要出路。

　　即使是如今市场繁荣、村民生活稳定的时期，吴恩福仍旧保持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在没有应酬的晚上与人杀盘象棋放松神经，或者叫上村里几个负责人一起兜市场；边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边绕着市场跑步……

　　上海城郊“种砖头”

　　“我用四句话来概括95年时九星村的状况”，这位深受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影响的村官喜欢用几句话来作概括，“效益低下、经济贫乏、债务缠身，困境难以摆脱”，“但我跟大家喊了多年口号，要九星奋起直追！”

　　1995年，吴恩福给村子定下“外三产、内工业”的发展思路，外围借助城郊结合部的交通优势，兴办第三产业，而在村子里搞一些小工业。“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虹莘路一条街，“一年半时间，一下子就赚了1500万。”

　　养鸭场在最初开办的时期内因为没有过多同质产品跟风进入市场而利润颇丰，九星养鸭场曾一度达到240万只的规模。但很快周边村子也办起了养鸭场，物多价贱，鸭子价格下降，两年后，九星放弃了养殖业的发展。这也印证了九星不做农业的思路。

　　农贸市场1995年筹建，设有300多个摊位。农贸市场既担负了附近村民以及城市开发后进入该区域居民的消费品需要，也发挥了集散周边养殖产品的功能。这个市场发展红火，当年即实现赢利30多万元，更伴随着这个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市场也越发红火起来。

　　虹莘路商业街的建设，正迎合了村民与居民对小商品的需求，随着这个地段越来越繁华，商业街也聚集了人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占地100亩的大型停车场每年为九星带来几十万元的利润，后随着上海外环路建设，对货车的限制区域外移而停办。不管是停车场还是仓库厂房出租，土地上的产出收益比并不高。因此，九星需要改变思路，经营好手中宝贵的1600亩土地，让土地升值！

　　九星的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把握住了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规律，就是抓住了“低成本投入、滚动式开发”的特点：通过创造市场氛围，用较少的自由资金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吴恩福把这种经验总结为“种砖头”理论。

　　九星在最初建市场的时候，定位不高，走低端路线，用较低的房租吸引经商户，再用较低的批发价吸引消费者。以压低商务成本的方法达到减少投入、降低风险的目的。很快，九星汇集了一批中小客商。

　　九星市场已经经历了三次升级：第一次建设“三场一路”，即大型停车场、农贸市场、养鸭场和商业一条街，实现从生产型农业向市场型农业的转轨；第二次建设九星商行，九星走上发展纯粹第三产业的道路；第三次升级是成立了九星综合批发市场。

　　村办市场的成功探索

　　农民致富靠什么？农业、工业、房地产业？九星村因地制宜选择了村办市场。

　　艰难的寻找

　　“九星村办农业，行不通！”吴恩福首先否定了这个出路，“产出低，一亩田地年收入不过千元，九星人均三分地，只能糊口，谈何致富。况且，发达的交通已经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处于上海郊区并且业已部分城市化的九星，劳动力成本上升，同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村相比，九星发展农业已经毫无优势可言。”

　　“搞工业？”吴恩福向记者摊开双手，“当时全国众多农村选择工业化、搞乡镇企业的路子，但乡镇企业也有先天不足，九星也面临办工业带来的风险，既缺少资金投入，也无专业人才。”

　　而当时的国情是，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尚且发展困顿，多以为国企做配件生产的村办企业的发展更是前景不甚明朗。

　　“搞房地产开发？看似有大笔资金进帐，但实质是‘卖地’，是对未来资源的一种挤占，如果把收入分摊到未来的几十年中去，其所得不过是极少的年租金而已。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计将无以依托。”看多了“失地既失业”的吴恩福拒绝重蹈其他村的覆辙。

　　吴恩福明白：上海近十多年来的城市开发，引发对土地需求的膨胀，其结果是让许多的郊区村子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村民成为市民，而作为代价的是村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上海许多郊区的村子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高楼林立，或者厂房林立，同时村子失去土地，村民成为市民，获得政府安置，至于安置之后的结果，则要看个人所在的单位的效益。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扬眉吐气当征地工，又灰溜溜当下岗工；也有农民被征地补偿一次性买断而自谋职业。

　　破冰“村办市场”

　　“九星商行”是九星推出的第一个村属商业市场。当时的政策并不允许村级办市场，政策规定市场只能由工商部门来办。虽然取名为商行，但其提供场地、对外出租的性质，却是市场的范畴。

　　上级领导部门给了九星足够多创新的空间，在九星所属的七宝镇工商所向闵行区工商所作了汇报后，上级部门给出“试一试”的结论，由此，九星顶住压力开始了村办市场的探索。

　　1998年，政策瓶颈得以松动：这年7月，经闵行区人民政府批准，由闵行工商局注册颁证，九星综合市场正式成立。

　　于是，从8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九星村办起了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五大批发市场。如今，更成功开设了包括五金、陶瓷、灯饰、石材、钢材、电器、茶叶、窗帘、家具、玻璃、菜场、水产、胶合板、防盗门、不锈钢在内的二十多类专业商品分市场区。

　　目前，九星村建成了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的上海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5400多户商家、18000余名经商务工人员，被誉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和申城市场的航母。

　　这几年，九星村的经济效益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的势头：2005年，实现农方收益33132万元，净利润18035万元，上缴国家税收8502万元，劳均收入35000元。迄今，已经连续两年在上海市特色亿元村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在今年4月16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授予了上海郊区12个村“中国特色村”称号，九星村以其村办市场特色，荣获这一殊荣。除了特色经济村之外，此次评选还归出“农业精品村”、“民主管理特色村”、“民俗文化特色村”共四大类特色类型村庄。

　　九星模式，不可复制？

　　9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力，城市大发展、大建设催生了房地产热潮，带动建筑行业的火爆。而上海对房屋的需求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当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更推动了对房屋的刚性需求。

　　正因为九星起步时赶上上海对建筑装潢材料的巨大需求，九星才得以借助构建建筑装潢材料市场起步。如今，九星市场已成为经营以生产资料为主，建筑装潢为辅的多品种大型综合性批发零售市场。

　　如果不是上海房地产开发业的火爆，是不是就没有如今的九星？

　　从前九星是远郊区，手中的土地没人看得上；同时，1600亩的土地足够建立市场，因为市场不是只有零星的土地就可以建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推进，九星成为近郊而后是城郊，这个时候要再去想拿这块土地就要付出高昂的市场拆迁费用，这也是九星市场得以保留的重要原因。

　　九星的成功在于那套“种砖头”理论，其核心是“滚动发展模式”，九星十年里建造了60多万平方米的市场，由小到大，这期间，没有一分欠债。在建仓房没有钱付工程款时，采取的办法是给工程队免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以商招商，而后再回收。以后的改造思路也是从低端到高端，不求一步到位。

　　另外，九星介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微妙，80年代做，人们的思想还跟不上；进入20世纪再跟风做市场，门槛必然高出许多，并且已经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在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时期，九星进入市场，得到政策的扶持，在用地性质合法的前提下，走出村办市场的路子。

　　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下，九星摸索出了一条“村办市场”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