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有三落三起

　　张素华

　　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允升著的《毛泽东三落三起》一书。

　　过去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有个“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如今黄允升又向大家讲了一个毛泽东“三落三起”的长篇故事。

　　说起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对于毛泽东说来，自然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磨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秋收起义后第一落

　　毛泽东的第一落，说起来，叫人不能不遐想。1927年春夏，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进行穷追猛打。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然而，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可是起义没几天，几乎全部失利。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山了。

　　上山，在当时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传再传，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

　　事后来看，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泽东呢？他暴动一半，就领兵走了，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逃兵”。之后，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

　　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

　　第二落：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

　　一来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无奈，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

　　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为中央批判对象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非常复杂，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因此，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表面看来，毛泽东的三个大落与大起，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实际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既有一个对外斗争，也有一个内部不断争论、不断调整方向、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做事一定从实际出发，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离真理近一点。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不但没有因为受到挫折而消沉，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贺子珍说，他变得更耐心了，更加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此文为作者对《毛泽东三落三起》的最新书评，本刊略有删节)

　　主角：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

　　张素华

　　七千人大会时期，毛泽东自然是整个中国的主角，这位个性强、气质浪漫的“一把手”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自我批评又给大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通常说来，1961年底，中国已经走出三年经济困难的危机。

　　但事实上，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极缺，各种物资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调整起来却十分费力。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为此非常着急。

　　危难当中，有人提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问题或许可以解决。

　　危机时刻，毛泽东交心开大会

　　毛泽东的突出印象是：“空气比较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气不壮是外在的表现，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结没有解开。这心结是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都是热情高涨，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到头来遭遇的却是重大挫折，不少人还受了处分，不免有点灰溜溜的，甚至还有不少怨气，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与精神。对“大跃进”的工作怎么看，哪些对哪些不对，错误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这便是随后召开的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用什么办法来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泽东提出用交心的办法。这个“心”怎么交？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全党思想；通过中央承担责任，来给各级干部松绑；通过向地方干部交心，来赢得地方的信赖；然后再讲全局和纪律，来达到反对分散主义的目的。

　　顺从民意，毛泽东让人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邓小平为大会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的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却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很显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肯定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怎么办？又一个难题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

　　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推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对报告进行修改。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报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不在大会上宣读，而是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然后再正式作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是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3天时间转瞬即逝，是正式宣讲报告，还是继续讨论？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思量再三，“天塌不下来”，决定延长会期，放手讨论。

　　正在此时，中央又发现一些省级干部不同意中央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的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按照报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甚感意外，他们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商量大会该如何进行。

　　商量的结果，毛泽东提议，让大会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大会主题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还重新成立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于是，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修改的报告最后定稿，并且印发大会，不再宣读。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吸收了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对“大跃进”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提出本着有什么反什么、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来进行，使地方同志既认识到反分散主义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对人们十分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由刘少奇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与会者相当满意。这一段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干部心有不满，毛泽东安抚人心

　　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讨论通过中央报告以后，几个中央常委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会议。但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他们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气，比如，在上级大搞“大跃进”时，有些人因为不愿盲从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为右倾；在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时，有些人因为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又被定性为死官僚等5种人。总之，左右都不是。即使在北京开会，有的省委书记依然十分专断，不让人讲话，致使部分人的气很是不顺。有人因此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他们对省委书记有意见，要求出气。

　　会议开始时，考虑到过去几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泽东提出由中央承担责任，地方的同志只要求改，不做检讨。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县两级干部对省委心中有气，不出气，就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书记服气，又能让地、县两级干部出气？需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化解这一对矛盾。毛泽东同中央常委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苦水，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个“出气会”怎么开，省委书记接受意见的空间有多大，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1月30日，他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强调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后再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来批评有些第一书记不让人讲话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七千人大会”由于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因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实现了大会的预期目的。大会之后，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是，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动因” ：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