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文章标题：《红太阳》，永不落

　　特约记者／许敏

　　副标题一：怀旧是人类的本能，有创新的怀旧，才是最好的怀旧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音乐磁带，引发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高潮。

　　时至今日，在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排行榜上，《红太阳》仍以720万的惊人战绩，雄踞冠军宝座。

　　这是一个奇迹式的故事。时隔多年，回忆起当时的惊人盛况，《红太阳》总策划、时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圣良，依旧难掩激动。

　　副标题二：太阳这样升起

　　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西北风”劲吹后的大陆流行乐坛，渐现疲软。歌手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成为了一个亮点。受此启发，时任中唱上海公司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突现灵感，“用新的方式把一些经典老歌翻唱出来”。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杨圣良的赞同。

　　1992年该选题正式进入策划，他们很快达成共识——在深入人心的经典老歌里选一部分，用流行乐的做法把它们演绎出来，并找一些流行歌手来唱。“跟崔健做《南泥湾》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是要做成一个摇滚或现代流行乐的精品。而是想把大量的老歌罗列出来，用一种节奏很轻松的表现方式，让大家都听到。”杨圣良说。

　　在收集到的众多革命歌曲中，除了歌唱祖国的，大部分都与毛泽东有关，再加上1993年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专辑内容确定为毛泽东颂歌，正式命名为《红太阳》。

　　但符合标准的歌还是太多，于是他们又产生采取联唱形式的想法。这个想法对该唱片的最终销量起到重要作用，“对于老百姓来说，联唱所能听到的歌比较多。而且用一种固定的节奏联起来，其中的通俗性也就更强了”。把革命老歌用流行乐联唱形式来表现，尚无先例。杨圣良特地找来了中央广播乐团的著名作曲家金巍，他曾做过一些民歌联唱，在联奏编辑技术方面非常到位，而且以他的年龄也对这些革命老歌非常有感情。

　　歌手的选择也很慎重，既要有点名气，还要能把握这种歌，因为这些歌不能唱“过”了。“我们都是从那种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这些多少有点心有余悸，不能有歪曲的东西在里面。”当时歌坛最红的毛阿敏、韦唯，并不在杨圣良考虑之列，“这些歌她俩不合适唱，她们主要走高亢大气的晚会路线，而《红太阳》还是偏民歌小调的风格。而且她们当时腕太大了，来唱联唱，我们有所顾忌。当时所能提供的酬劳也不多，才几百块一首”。经过再三商榷，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等10人入选。“他们被找来时也是稀里糊涂的，但跟现在的歌手不一样，他们那代歌手的适应性很强，功底也比较好。拿到乐谱，经过制作人员的指导，很快就找准感觉，而且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1993年，《红太阳》制作完成上市，立刻引发热潮。

　　副标题三：不可思议的盛况

　　起初，杨圣良与他的同事们对这张专辑并没有太大野心，所以推广活动并没有在全国铺开。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开始着手更大范围的推动，包括去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零星做些推介节目。但此时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高潮的来临，销量到40万的时候，有媒体问杨圣良对最终销量的预计，他回答也就几十万吧。没想到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惊人盛况出现了，推出3个月的时候，《红太阳》销量攀升到300多万。在上海中唱的发售点、生产车间门口，每天等着提货的卡车队伍从早排到晚。发出的货，拿出去就抢购一空，而等在门口的车往往都拿不到现货。随后，市场上出现很多模仿品，创意、歌曲选择、专辑名称都很近似。中唱总公司和上海公司这才意识到，他们创造了一个传奇。随即在东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增设生产加工点，公司的业务员驻扎到当地去，以便随时向附近地区发货。

　　本来要看客户脸色的业务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地商家抢着请吃饭以争取货源。“预先只是觉得这个选题有点创意，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如此地步，绝对没想到。上海中唱也靠这个创纪录的成绩翻本了。”杨圣良笑着说，“这还是靠毛主席的福，我们当时稿酬也开给了毛泽东，按我们的标准算出稿酬寄到了毛泽东办公室。”

　　上海中唱随后专门成立了“红太阳音乐工作室”，一鼓作气推出了五辑，但销量一个不如一个。杨圣良认为这很正常，“这不是有计划的系列工程，做第一辑，就已经把所有最精华的都往里放了。比如最好听的歌，一辑就有30首。再接着做，肯定是越往后越有限了”。

　　没有爆炸的黑子

　　《红太阳》从策划到创作，除了些微顾虑外，倒没什么压力。但随着专辑的火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除了作曲家的稿酬纠纷，此外一些社会舆论也带来压力。“专辑火了以后，大批国际媒体介入评论，他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在邓小平的时代大唱毛泽东颂歌，是什么意思？”杨圣良说。

　　好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什么影响，政府官方没有表态，也没有出面干涉。

　　但这么大规模的传统革命歌曲，用流行、略带摇滚风格的方式演绎是否不够严肃？这在当时国内音乐界引起了一些争论，部分老作曲家不太能接受这种处理方式，有些甚至直接指责自己的作品被歪曲了。为此，杨圣良特地去了北京，到中国音协找这些老作曲家开座谈会，认真沟通后取得共识。

　　副标题五：红太阳为什么这么红

　　《红太阳》和随后掀起的“红太阳热”很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从那以后，每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都有这种老歌联唱。直到今天，很多歌舞厅、公园晨练，放的都是《红太阳》。

　　杨圣良不愿给“红太阳现象”轻易定义。“我们年轻时接受这些歌曲，是一种精神需要。从单一的艺术角度去分析，它是个不动产。但到《红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了，完全是本着这歌的好听以及怀旧心态。怀旧是永远的主题，但在一个新的时代，怀旧的同时还需要创新。如果能跟现代社会某些方面相沟通，那你就是一个保留原有精华的新东西。”

　　“红太阳”暴红的原因，杨圣良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新的专题、新的配器、新的演奏形式，加上新的态度。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在快速发展，人们的耳朵需要听到新的东西。”

　　“但第一因素肯定是作品本身的经典，这些歌曲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媒体先行、包装炒作、打榜这些都没有，完全是靠歌曲本身的传播。这些歌曲是经典的，它跟现在快餐文化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再过10年、20年还是受欢迎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同时，他认为这跟毛泽东本人的魅力有关系，“作曲家创作这些作品时，他不是在做一件拍马屁的事，或者背负政治任务而写，他们只是写所想表达的，写出最投入，最有感觉的部分。这些歌曲伟大之处在于，内容是政府的，旋律是中国的。这个很了不起，因为旋律中所提炼出来的感情是真实的。也许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歌了，心境变得浮躁。等将来心态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愿意听这样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