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夹峙的文化新河道

　　他们留恋纯真朴实的年代，他们不愿意让脚跟受到皮鞋的束缚、让脖子受到领带的束缚、让心受到格调的束缚。 ★

　　中关村辐射的创业精神，和CBD散发的“食洋”精神，是东西差异的根源。

　　★本刊记者/曹红蓓

　　北京城东西文化差异的形成，伴随着中关村和CBD的崛起。现在所说的东和西，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可以说，来自于CBD精神和资源辐射的，是为东；来自于中关村精神和资源辐射的，是为西。距离这两个中心越近，东化或西化的程度就越明显。

　　骄傲的两极

　　中关村和CBD都有着骄人的历史，它们20年来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在西边，1980年10月，陈春先创办第一个民办企业——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关村开街；1988年，中关村园区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8到2001年，知识经济、知本英雄一度使中关村成为全中国的希望所在；2001年后，放弃创新追求贸易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日益边缘化，国内最重要的创新型IT企业纷纷北移到清华科技园、上地、永丰等大中关村范畴。

　　在东边，1990年8月国贸中心的入住标志着CBD的发端。这座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贸易中心，今天仍是CBD最耀眼的明星。67家世界500强企业驻扎于此。同年入住的京广中心以209米的高度保持着“北京之巅”的荣誉。两年后，国内第一个中外合资零售企业燕莎中心开业，CBD之域继续拓展。

　　今天，在这个区域中，聚集着进入中国的全部160个世界500强企业中的2/3，外企北京代表处的95%，外国银行北京分行的90%，已经进入中国的全部167家国际新闻机构，所有进入中国的国际咨询公司和市场研究公司，世界TOP10会计师事务所中的8家，以及即将入住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国内强势媒体。

　　创业VS“食洋”

　　经过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东边和西边都走上了创富之路。今天西边的大企业也在高档写字楼里办公，但不同的是，联想也好，方正也好，百度也好，新东方也好，都不是一夜之间住进去，而是从平房、陋室里一点点爬到那里的。这个过程，以联想为例，用了15年。

　　“西边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业的历史，西边因而更加自信。”民营IT企业经理周志毅说:“我乐意听海龙电子城的一个小老板讲他的发家史，而听东边一个大销售讲他如何送回扣对我没意义。”西边的财富是自己挣扎出来的，而东边的财富，直接来自于境外的流入。创业精神和“食洋”精神的不同，正是东西差异的本质。

　　继续往前倒推，西边的创业发自于科技人员下海，背景是学院-科技文化；而东边的“食洋”发自于使馆区和机场的便利，背景是买办-贸易文化，为什么东边更像上海，也是这个原因。

　　“从城市资源的先天分布来说，这两个地区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都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北京大学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岳升阳对本刊说：“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商务中心区的建立，只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中关村地区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各级高等院校68所，在校学生30万人，有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213家。

　　科技企业离不开创新，就离不开中关村。2004年，曾在东边光华长安办公的搜狐公司全部搬回清华东门。技术副总裁王小川告诉本刊，在搜狐，研发人才从来不是HR部门而是研发部门自己负责招聘的，其中20%是主要来自于清华的兼职同学。他本人也是从兼职做到VP，“其实技术人员从来就没有和东边的氛围真正地接上轨。”

　　在东边，使馆区的存在和靠近机场的便利，是食“洋”创富的原动力。虽然CBD的雏形是在90年代初形成的，但在整个80年代，东边的涉外资源一直不断地积聚。先前为中国国际政治、文化交往准备的物质条件，变身成为后来的国际资本进入所做的铺垫。

　　岳升阳认为，对CBD来说，规划部门的决心还是下得晚了，如果早些年集中建设，现在CBD的面貌和产生的价值，又会大不一样。

　　嵌入和融合

　　2000年，一直在东边工作的曹炎新当得知自己新公司的地点是在西边的上地时，听起来就像上帝一样遥远。2002年，一直在西边的周志毅刚刚开始自驾私家车，第一回把车开到东边的四惠桥就迷了路，顿时感到置身荒郊野岭般的恐慌。对于北京东西的差别，在东边住了十几年的作家陈冠中有一种新鲜的解释，那就是因为北京的交通太差！

　　不管怎样，东西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多了，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成为大势所趋。

　　事实上，虽然有着鲜明的气质主体，东西内部早就互相嵌入一些气质的异端。老国企做派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对面的建国饭店是两重天；而在“像上帝一样遥远”的上地，IBM里还是典型的东边做派。

　　中关村西区的玻璃大厦里，在传说中穿拖鞋上班的百度，可以看到一种惊人的文化融合。在这个经过了海外资本两轮以上洗礼，又坚持自主开发的中型互联网企业，出出进进的女孩子们，鞋跟很高，妆容完整，衣着光鲜，不排除有人做1000块钱头发的可能；而在研发区域，确实可以见到穿拖鞋上班的人，其做派和附近学校的学生一模一样。

　　东边现代城底下有个小小的光合作用书店，在平常日子的下午时分人多得几乎可以用拥挤来形容；而蜗居在西边各个校园里的一大票文艺青年，经常要被迫换乘各种交通工具跑到东边的酒吧，只为去看一场摇滚演出。

　　在陈冠中看来，东西边文化不怕碰撞，碰撞才有活力，才有融合。目前东边和西边的融合之所以太过欠缺，是因为北京房地产的开发有很大问题。在一个自然的城市，贵的和便宜的，新的和旧的，都应该混合存在，而在北京，这个生态已被破坏了。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东边活色生香的生活的美，西边纯真沉静的精神的美已经在很多边界模糊的中间地带携起手来：自然与风雅并存的后海、雅俗共处的西单图书大厦、亚运村的酒吧和美食、潘家园和马连道的情致……不会让任何的东边人或西边人感到不亲切。古都北京的性格和文化，就在东岸和西岸夹峙而成的新河道中间，汇集、冲撞，流向将来。

　　纽约的东西差异通过此消彼长保持旺盛生命力

　　城市各个社区应该保持各自的特色，而且这些差异不断错位，东边里有西边，西边里有东边，通过此消彼长的实力较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文/费菁

　　夏天基本上混过去了。我过了一个酷暑(很酷的暑假)，做有趣的项目：北京798地区设计研究。它是东边的西边，西边的东边。地理位置在北京东边，却有不修边幅的西边气质；艺术品味偏重西方的价值取向，但处处体现东方人的实用和功利。这种东西混杂的特点，让我想起纽约。

　　很难将纽约分成东西两半，它有太多各具特色的小社区，没法一概而论。东边有上东城，也有东村，西边有上西城，也有切尔西。苏荷，原本很西边，现在很东边，因为它商业化贵族化了，不再是艺术中心。要找东边和西边的明显划分，恐怕要属中央公园两侧的上东城和上西城。

　　先说上东城。19世纪初年，以英国移民为主，后来加入了德国、爱尔兰和波西米亚人。19世纪中叶，富人深宅大院多聚在59街，吸引了许多慈善机构和宗教设施。

　　19世纪末，随着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相继开放，一拨靠实业发家的大款在第五大道沿线兴建宫殿式府邸，号称富豪云集的黄金海岸。这些府邸被后人捐出或改成博物馆，形成著名的“博物馆英里”。富人吃喝玩乐设施一应俱全，著名的俱乐部有：哈莫尼、大都会、科洛尼、联合。只要看看在金宝堂举行追思仪式的亡人名单，就知道这里曾经聚集过多少名人。

　　20世纪初期，纽约铁路电气化和地下化，公园大道沿线地价飙升，成为豪华公寓的代名词。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新移民不断增多，捷克裔、匈牙利裔、德裔分布在第一、二大道67-86街一带。1980年代，更多来自英国、法国、以色列、爱尔兰、中国港台、菲律宾、印度、巴西的家庭在此定居，加上北边波多黎各等拉美新移民，多个民族、多种信仰组成的21万人社区，已经没有主流可言。现在的上东城像明日黄花，房价已被上西城压过，它将吸引寻求低房价的年轻奋斗者，开始新生。

　　再说上西城。17世纪的荷兰名称叫“花谷”，商贾、律师、官员的郊外别墅区。1867年，花谷大道加宽、种树，改称宽街，也就是现在的百老汇(Broadway)。20世纪中期闹各种运动，富人纷纷移往郊外，新移民大量涌入。1980年代以前，此地居民多为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从事行业包括艺术、戏剧、文学、商贸、加工、广告、体育、政治、贩毒。广泛的移民基础和多样的经济层级，使这里的居民比较开明，他们往往跟很多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反越战、反核战、人权、女权、同性恋权、历史保护、环境保护。

　　随着城市改造的进程和房价的升扬，庞诺书店和星巴克的开张，更多雅皮人士入住此地，与这里的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组成多姿多彩的25万人社区。这里有林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教堂、格兰特墓、美国自然博物馆、纽约历史学会等文化设施，有时代华纳公司总部、IMAX影院等高档商业娱乐设施，也有随1904年地铁IRT沿线发展起来的众多豪华公寓，以及现代摩天公寓楼如西中央公园、世纪、艾尔多拉多。

　　上东城是老钱的象征，上西城是新钱的代号，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读。我更希望城市是一锅八宝粥，吃一口，什么料都有，味美无比。城市的活力，要依靠各种人不断地搅动，让锅里各种馅料充分混合。城市各个社区应该保持各自的特色，而且这些差异不断错位，东边里有西边，西边里有东边，通过此消彼长的实力较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

　　(费菁，美国注册建筑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