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年红的岳父董崇德介绍说，老伴已瘫痪8年，李年红是长女婿，对于岳母病情的药费自然拿的是“其中的大头”。《郑州晚报》记者陈祖强卢曙光/图

　　核心提示：不堪城管驱赶，含泪撒枣之举，一夜之间，使农民李年红成了“焦点人物”，来自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传媒都在寻找他，然而他却刻意躲避，不想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在一些人的眼中“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调查中，记者发现李年红其实是位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进城农民，在撒枣事件的背后有着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李年红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撒枣事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辛酸，事件对他与他的家庭带来怎样的震动，他对城市的管理又有何建议？9月1日，李年红在岳父与妻弟的劝说下，同意与《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一位农民的家庭重负

　　两位瘫痪老人的药费，一儿一女的上学开支，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李洼村，一个破落的院子，没有大门，院内长满了野草，房门上都落着锁，家中无人。

　　村民说，这就是李年红的家。

　　李洼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与洛阳市交界处，隶属于登封市颍阳镇境内，再往西，不到2公里便是李年红岳父母家——洛阳辖区伊川县江左乡相寨村。

　　从地图上看，相寨村与李洼村紧紧相连，当地村民说，直线距离也就是0.5公里，即使走大路，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

　　李年红有兄弟4人，排行老二。初一未上完，就开始在外打工，一度下过煤窑当过挖煤工人，直至娶了妻子才另谋生计。

　　“自从俺大妮嫁给年红以后，他们全家几乎就一直住在这儿，把我这儿当成了他们的家！这孩子挺孝顺，不管是对他亲生父母，还是对我和老伴，都一样的好。”

　　9月1日，李年红的岳父董崇德介绍说，自李年红结婚以来，经济上就一直不是太宽绰，尤其是后来他的亲生母亲与岳母相继瘫痪以后，经济更加拮据。到现在，他的亲生母亲已瘫痪10年，岳母瘫痪8年，李年红是长女婿，对于岳母病情的药费自然拿的是“大头”，两个老人的药费再加上自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上学的开支，经济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眼看着种地收入不大，只好到外做个小生意。不幸的是，今年3月李年红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欠下了1.8万元的债务，兄弟几人每人平摊几千元的欠款。

　　撒枣事件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6日李年红从洛阳回到了其岳父家一趟，但并未谈及此事，直至后来当地政府的官员来家里了解此事，董崇德才知道“年红受了委屈”。“

　　一家四口的城市账本

　　月收入千元，开支水电费50元，房租210元，四口人生活费500元

　　几年前，李年红携妻带子来到洛阳，开始经营小生意。

　　“水电费每月50元，房租每个月210元，四口人生活费每个月500元！仅这些基本开支，算下来每个月都要700元。这还不包括给家里的药费。”李年红扳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给记者算。他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平均也就是1000元左右，整个家庭的压力都在他的肩膀头上担着。自己每天凌晨4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经济上的压力使他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

　　董崇德说，老伴身体还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在家种点西瓜，每到西瓜成熟的时候，就让年红从家里拉瓜到洛阳城里卖，尽量减轻他的负担。有时候，也种点其他东西让他拿到城里去卖，以减轻年红的经济负担。

　　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李年红备感到生活在城市里的压力。今年，16岁的女儿要学电脑，一下子就交了2100元的学费，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因为属于借读性质，学校让一次性交了三年的借读费1800元。

　　“我们几乎一个月也不吃一次肉，更不用说买衣服了，能省点就省点，尽量让孩子受点好教育。”李年红说，“城市管理越来越严，我们的生意会越来越难做。”

　　一次痛快的精神宣泄

　　枣完撒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备受着家庭与城市双重压力的煎熬，李年红的精神压力也达到了极限，8月24日的含泪撒枣事件成为李年红的爆发点。

　　“当我一步一步拉着整整一车枣走上洛阳市九都路涧河桥时，心情跌落到了极点。那一刻，酸甜苦辣咸，全都涌了上来。”李年红说，枣完撒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头也没再回，自己拉着车就走了。

　　“今天回来咋恁早？”

　　“倒了！”面对妻子的疑惑、不解与诧异的表情，李年红没好气地说。

　　“咋倒了？”

　　“总被人撵！”

　　……

　　“我觉得自己这是一种抗争精神！”谈及对撒枣事件的看法，他给自己的举动作了一个评价，“老婆也支持我，认为我的举动是一种壮举！”

　　李年红说，事件发生以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在寻找他，希望通过剖析这一个案事件，来关注进城农民医疗、就业、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等。事实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农民工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在付出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李年红说，现在看来他的目的在于呼吁城市管理者能够开放更多的市场，期望城市相关职能部门能给予同他一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这一类人、这一群人更多的空间。他也一直认为，如果自己在正常的状态下，也不会走到这样一个极端，现在觉得自己的举动值得。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希望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在一些人的眼中“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值得炫耀”。对于本报的采访，他不希望刊发，只是深入性地聊聊他的事件以及事件给他身后的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生存设想

　　“支持城市创卫，如果摊位费能降一半，我也愿意进市场”

　　“城市需要文明，需要有序，我对城市的创卫是支持的。”

　　李年红说，他并不是不想进入市场，关键在于摊位费过高，家庭负担过重，。如果能把现行摊位费用降到一半，基本上很多人就可以接受了。

　　“农民进城卖东西，自古有之，这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李年红觉得，城市创卫与进城的农民并不存在太大的利益冲突。对于同他一样的人来讲，单纯地抓、赶、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多给一些指定的地方，多给提供一些便利。”

　　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李年红的建议是，“城市应该开放社区家属院，在小区内设置定点场所”。这样一来，可以大大减轻对城市的压力，同时也给同他一样人一个较为宽松的城市生活空间，更能给城市居民带来生活的便利。

　　“关键在于，城市如果离开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买煤球、换煤气罐都是问题。过年的时候，大家看看，满城空荡荡的，吃根油条、喝碗小米粥都找不到地方。”

　　事情发生后，李年红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冲动会让众多的媒体来关注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干的他彻底失业了，也没有干任何事情的心情。他有了自己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去挖煤，至少不会再卖枣了”。

　　一声真诚的公开道歉

　　“当初向媒体记者隐瞒真相，对不起所有关心我的人”

　　李年红刚开始见到记者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的心中有个结，他觉得很对不起所有关心他的人。原因是撒枣事件发生时，他没有向洛阳当地首发媒体记者完全讲述真相。

　　一个是他的籍贯，一个是他的真实身份。当他知道社会各界对他的高度关注之后，更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他抱歉地说，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就在洛阳做小生意，户籍仍在登封，由于长时间在岳父母家居住，就习惯了把自己当成洛阳伊川江左乡人，卖东西的时候也给洛阳市民一种亲近感。对于“为何称大枣是自已家产的？”疑问，李年红解释说，“说从自己家的，主要是希望能多卖一些。”

　　事件之后，广大网民及公众给予李年红更多的同情，在感动之下，李年红备感愧疚。李年红表示，他很感谢网民以及广大公众对他的关注，如果因为自己的一时之误引起大家不快的话，他表示深深地谦意。

　　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爱

　　《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收录民声

　　“他们背着厚重的包裹，挤在呼啸的列车，在城市的工地上，在租住的矮房中，啃着馒头，夹着咸菜，春节前向老板讨要着微薄的工资。”一位网友曾经在网上对进城的农民作过如是描述，而这也是一个约1.2亿进城农民群体的生存状态真实写照。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铜山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进城农民有着在农村生长生活的背景，进入城市后，卫生习惯、礼仪、公共秩序等一些方面也不可能及时得到“补课”。如果用城市的标准来评判，就可能会被误判，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从无序走向有序，从盲目走向完全市场化，这是发展的一个趋势，进城农民最终会得到城市的认可。”

　　他们需要同城市融合的时间，但是不论如何，他们已经成了每座城市的影子，成为了每个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9月1日，由河南省政府颁布实施《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已经一周年，《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在听取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各方面建议。

　　“我们只是想获得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在市场内做生意，那个地方没有人撵，但是租金太高了，我们租不起。”李年红其实也有自己的梦想，可惜的是这个梦想的门槛对于他来说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