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美国人，在他们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中，将红军长征评选为最近1000年中，对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最大的100件事件之一。而王树增历时六年写就的《长征》正印合了这一观点，且被专家断定为一部“前所未见”的全面、真实再现了长征历史全景的巨著。目前该书正在紧锣密鼓的出版印制中，预计9月15日面市。出版社除了加强防盗版工作外，还在想办法阻止书稿内容外漏。

　　《财经时报》对《长征》书稿写作及出版过程进行了全面跟踪，并预约采访到该书作者和责任编缉，试图向读者展示这部著作诞生的全过程(详细报道随后几期刊载)，并为长征70周年纪念提供新的历史发现。该书出版后，本报将继续追踪并辟出专版，披露《长征》写作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和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细节。

　　《财经时报》电话打过去时，《长征》书稿的责任编辑脚印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忙于该书发布会的事，由于这段时间媒体风闻他们拿到一部重要书稿，且是《长征》，所以要求采访和翻阅书稿的声音特别多，出版社最后决定在该书上市前一天，也就是9月15日统一发布消息。不过，《财经时报》却有幸提前看到了书稿的部分电子文本、并见到了相关当事人，因此了解到很多《长征》写作与出版的内幕及部分内容。而据脚印透露，目前看到过全部书稿的不超过五个人。

　　神速的审稿过程

　　其实关于“长征”的出版物并不少，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很多人熟知，近年，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两个人的长征》也掀起了不小波澜，有关中国人写长征的书就更多了。尤其是今年作为“长征纪念70周年”，有关长征的图书、影视作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央视“我的长征”栏目组的摄制人员更带着二十多人重返长征现场，真实体验长征生活。

　　为何王树增的《长征》能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呢？相比现在长征书籍的出版，这是一部历时六年，历经艰难，没有功利考虑的厚重之作。王树增说：“写作之初，根本没想到什么长征纪念多少周年。”

　　脚印表示，由于这部书是首次全面还原长征历史，且有很多首次披露的真实的历史细节，更由于其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观照长征这一历史事件，阅读的整个过程，可用“前所未见”和“震撼”来形容。

　　记者了解到，王树增为写《长征》，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估计就做了二百四十多万字，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了。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们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墙上、地上铺满了地图。

　　这样一部书的出版过程、尤其是审稿自然不易。可脚印说作者写作时间用了6年，想不到审稿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这让很多人惊讶。记者注意到，脚印办公桌上发稿的纸样稿厚达三尺，关于细节，她没有时间说太多。但问到在这么多出版社对该书稿的争夺中，为何她能拿下这部书稿，她却显得很高兴。

　　她说，编了这么多年的书，从她手上出版的好书也不少，像阿来的《尘埃落定》，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些书都获过茅盾文学奖。可《长征》给她带来的惊喜还是前所未有的。

　　一波三折的书稿争夺

　　说到这部《长征》，脚印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树增的夫人王瑛，是她见证和辅助了《长征》的整个写作过程。

　　脚印说，早在2000年，王树增夫妇正广泛收集长征资料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瑛给脚印聊起了他们的写作计划。凭着多年的出版经验，以及此前阅读王树增写的包括《远东朝鲜战争》在内几部著作留下的深刻印象，她当即断定这可能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脚印说她太相信王树增非凡的历史眼光、对一手资料的掌握和饱满的写作激情了。也因此，随后的几年中，她一直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着这部书的创作进程。

　　从图书运作的角度来讲，王瑛最初并不愿意把书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表示谢绝的委婉和诚恳，她还特意在香格里拉酒店请脚印吃了一顿饭，表示歉意。王瑛说：“当时以为脚印已经接受了不给她书稿这件事。没想到过了几天，脚印又来了，来了也不提书稿的事。可我们知道她的意思。最后还是决定把书稿给她。因为我太佩服她了，她的诚意不知不觉就会打动你。”

　　因为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王瑛对出版社及编辑都很慎重。她说：“脚印给了我这个信心，她的方式就如滴水穿石，很有韧劲。”。脚印说：“多年来，我对这本书一直怀有热切的期待。”

　　但这之中还是出了不可预想的变数。当书稿接近完成时，其他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纷纷加入到了争抢书稿的行列中。

　　就在王树增答应把书稿给脚印后不久，激烈的竞争发生了。有出版社率先把这部《长征》列为自己的重点图书项目，并将此消息登载在权威报纸上，似乎要使其成为既定事实。但由于人文社编辑的执著与诚恳，坚定了作者与人文社合作的信心。

　　脚印说：“其实给王树增的版税和首印数都低于其他竞争出版社”，但王树增还是选择了与人文社合作。脚印说，其实不是我，而是人文社的品牌才是做好这本厚重大书的基础。

　　现在，《长征》一书即将出版上市，相关的防盗版措施也正在加紧实施中，据悉，出版社会联合新闻出版署“扫黄打非”办及北京版权局有关部门，做好该书的盗版防范工作。

　　一幅立体的长征全景图

　　对于作家王树增，出版界并不陌生，他的《1901年》、《远东朝鲜战争》等广受欢迎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面貌的写作范式。也因此他被誉为中国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

　　据看到过这部书初稿的军事专家称，王树增的这部《长征》，是红军完成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最全面纪实长征这一伟大历史壮举的文学作品。王树增认为，由于当时历史认识的局限，以往大多数写长征的书，主要是反映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忽略了其他几支红军的长征历程。王树增说，他本着还原历史真实的原则，完全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同一时间里各路红军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的艰苦的战斗、行军和突围，精心描绘了一幅立体的长征全景图。

　　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书中记录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深入挖掘了历史中的细节，正是因为大量细节的出现，使本书在众多长征题材的书籍中凸现的独特的意义，而引人期待。

　　“写这样题材的书，对作家最大的考验恐怕就是资料的阅读，阅读量太大了。”王树增说，“《长征》写就八十多万字，后经过删改，成书六十多万字，我的笔记做了几大本，大概有二百四十多万字。我给自己设计的标准是，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哪怕这个人在书中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案可查的，不允许虚构。这是一个很苦的活儿。”

　　他说长征的资料收集更为困难：第一，它牵涉到党史和军史，不允许出半点差错；第二，红军长征留下的大致脉络记录是有的，甚至原始电报都可以查到，但是留下的细节很少。即使采访现在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他们也不能提供当时的很多细节。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当年十几岁就跟随红军的孩子，现在也将近九十岁了。而且，当时的红军战士基本都不识字，他们大多是贫苦农民阶层出生，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描述不出更多的细节。即使这样，能采访到的人也少之又少。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能够回忆的人不多了。

　　王树增的夫人王瑛说，“为了这本书，他把领导职务都辞了，先写了30万字，但不满意，又重新开始写。”

　　社会对长征的认知远远不够

　　在此书中，王树增写道：“对于1934年7月23日撤出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来说，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按照命令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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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树增说：“我的想法就是，必须告诉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是什么，就精神价值而言，我们对长征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来中国进行过一次重走长征路的跋涉。他来时，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

　　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或许这种精神，正是这么多人不断追寻的原因，它也应继续内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今天生活的一种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