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艺圈，一流明星永远是最少数，而二流演员才是主流人群。在社会中，同样也有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自身行业中的二流角色，也是中国社会的中流阶层。他们是一支温和向上的力量，给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带来的是不竭的活力——    

    　逐渐形成的“二流”认同

    　在被问到“你是否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问题时，鲁喻显得有些犹豫——“应该不算吧。”但是再问，“你是否属于中间阶层呢？”她给出的答案就变得相当肯定。

    　鲁喻，在经济院校做哲学教授，教龄超过２０年，正高级职称，属于教授中的边缘群落。论收入，甚至比不上效益好的院系的讲师们，但自我感觉在学校中的地位要远远超过他们，应当是属于中间位置。

    　随着像鲁喻一样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具有二流（又叫“中流”）特征的社会正在出现。实际上，类似中国的这种状况在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日本，就已经显现，至７０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在一项“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中发现，在“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层次中，选择“中上、中中、中下”这三个层次的人越来越多，超过９０％。日本媒体给这个群体起了一个名字叫“中流”。

    　同样的调查在中国也曾进行过，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延东及其课题组曾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间，对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５万名城市居民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高层、中高层、中层、中低层、低层”这五个层次中，选择中间三类的人数比例达到了８３．８％。赵将之总结为“中间阶层认同”。

    　一项网络调查则是说，有６４％的社会公众表达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意愿。而他们期望进入“中流”的职业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此外“专业技术人士”也是他们希望的一个选择。

    　精神至上的二流处境

    　二流处境里的人也许过着二流的物质生活，但却追求着一流的精神生活。他们愿意顺应自己的业内秩序，并且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温和阶层。

    　作为一个经济类院校的哲学教授，鲁喻觉得“同样是教授，但是差别却很大”。首先是经济待遇方面，鲁喻在外给自考类学生授课，课时费是１小时５０元，而经济类教授们所带的考研班，一上午的报酬是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元，这还并不是名教授的价码。

    　其次是到了申报课题时，类似哲学、逻辑学这样的学科在学校里似乎永远也排不上队。在鲁喻眼中，高校里申报课题就好像给教授们贴标签，“谁是贫农，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一清二楚。”每当课题分下来，首先是校级领导们分掉一批，其次是院系主任，再剩下的才能轮到普通教授们争抢。虽然对于这种并不算公平的局面，鲁喻有些不满，但却已经习惯了。毕竟，自己的状况比起那些还在讲师层面上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要好了许多。 而分流与分层在演艺圈则更加明显。大多数一流明星在３至５年之内，慢慢就会星光褪去，但是对于二流演员们来说，１０年时间都在演配角也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多数的二流演员很难晋级到一流，为了引发公众的关注，他们也会想各种办法来制造轰动。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多上镜、多宣传、多跑动才是维持圈内位置的不二法门。

    　需要更多的“二流”角色

    　发生在日本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的“中流”现象，与中国近年来的中流社会非常相似。日本的“中流意识”先是从消费起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成为中流阶层家庭竞相追逐的“三大神器”。到了７０年代，“彩色电视机、空调、轿车”成为中流阶层的新宠。另外，家庭收入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也使得中流阶层旅游度假的行为日益增多，１９７０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当年外出旅游消费总额达到了１５２６３万亿日元。这种状况几乎与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中国状况完全一致。二流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日益为社会所重视。

    　当然，因为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背景，中国在某些方面滋生了以裙带政治、裙带市场以及裙带文化为手段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严重阻挠了二流人才的正常成长和上升。所以很多时候，许多优秀的人拼尽全力都无法进入一流社会的行列。

    　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该珍惜已经获得的进步。毕竟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们，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二流以及一流社会的羡慕和向往了。（马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