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预测，未来10年，中国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人之多，但有人质疑这是一串泡沫——街上的小妞全变成了格格——

　　魏城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

　　两年前，魏城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他向主编申请选题：“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但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中产阶级——受到主编的质疑。主编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半年后，魏城来到《金融时报》，再次向主编申请这个选题。

　　今年5月起，《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大陆跑了一个多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事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在和50多位属于“中产”的白领、金领和杂领做了深入访谈后，魏城得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答案。近一半的受访者告诉魏城：我是中产！中产怎么了？另一半的回答则是：我怎么能算中产？“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魏城的另一个感受，是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中产话题”有着超出他预想的热情。

　　魏城发表在中文网上的系列访谈引发热烈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对“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越大越“不平等”)和“劫富济贫”的热议。在魏城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基尼系数增长速度已经创了世界纪录，”中国社科院的唐钧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在有可比数据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幅是迄今最大的，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唐钧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忠告是明智、理性、“里程碑式”的，“(基尼系数)是严重影响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一些基尼系数专家”在“编故事”、“蓄意说事”，炮制“中国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论”——“基尼系数高一点，会怎样？低一点，又会怎样？危言耸听地制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危机，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依据。”

　　5月26日，魏城结束调查回英国的同一天，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其核心思路被总结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其中“扩中”即扩大“中间阶层”)。回英国后，魏城常被他的《金融时报》同事问及：调查和发表调查的时机是否有意选择？

　　魏城解释说，“完全巧合”。但他认为，半年来，贫富悬殊问题一直是大众、传媒，甚至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并非巧合。据其观察，“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太大了”，而且，“贫富悬殊已经成了个大问题”。支持其判断的直观观察之一，是中国大城市的各类住宅小区、大院，都有隔绝外界的围墙，都有保安守门，而在新开楼盘的广告上，保安监控系统更是不可或缺、必须一提的内容，富人居住的“高尚小区”，是“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封闭式的座座孤岛”，是“现代化的城堡”，而中国富人，则是“缩在现代化城堡里的富人”，“森严的大门和门口的警卫，是中国社会分层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魏城认为，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是‘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没有中产阶级这个缓冲地带、稳定器。魏城承认自己是“基尼系数”、“贫富悬殊”的持续关注者，但他说，“‘基尼系数’、‘贫富悬殊’、‘穷人富人’的讨论，最后都要回到‘中产阶级’的讨论上来。”由此，魏城说自己的调查，是“歪打正着”地选择了一个最合适时机。

　　魏城的看法得到学者赵人伟的支持。因研究收入分配制度而获得过“孙冶方奖”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最近频繁地穿梭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研室等高层部门，反复力陈自己的观点。今年73岁的赵人伟希望“决策部门在制定分配制度前，多听取群众声音”，“对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的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进行严厉打击”，“抑制基尼系数”，“壮大中产阶层”。赵人伟的意思，是中国即将开始一个新的分配制度，“而现在的确是讨论‘中产’的时机”。

　　中国式中产

　　魏城老家山东，1986年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后分配到全国人大。1992年，“在下海和留洋潮里”，赴加拿大学习国际关系。他对中产问题的关注，源自其近15年的域外生活和国际关系的学习背景，他在电话里自问自答，“为什么拉美持续动荡？因为他们没有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

　　7月27日。深圳新闻大厦。28岁的深圳海文公司副总经理张辛在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问，“什么叫中产？”张辛2000年大学毕业从青海来深圳，经过6年打拼，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

　　坐在张辛边上，他的26岁的妻子薛文接过话茬，“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算中产；解放后，当上政府官员、进入国营工厂的，算中产；现在，谁是中产？”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教授，曾是费孝通的学生，在回答“您是中产吗？”时哈哈大笑，“教授不是中产，那就麻烦了。”中产的职业特征，是学者们的兴趣点之一。据关信平介绍，当前的中产，主要是行政型、技术科研型和管理经营型。

　　事实上，2003年前后，媒体曾有过对“中产”的讨论热潮。对“中国式中产”的定义也大致在那个时段完成：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无论哪个角度，张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中产”。

　　但这个面目模糊的定义几乎在第一时间遭到张辛的质疑，“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张辛说，“中产首先是观念上的，而非经济指标上的。”按张辛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留守农村的几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现在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是否‘中产’，而是是否温饱”。

　　张辛提醒记者，“富人”、“穷人”、“阶级”是“特别敏感的词儿”。他建议，在记者的报道里，把“阶级”改成“阶层”，因为“认同阶层的人要比认同阶级的人多得多”。

　　张辛的看法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周晓虹不谋而合。此前，周晓虹在接受魏城采访时说，“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阶级’。你要说他是‘中产阶级’，他要跟你急！”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周晓虹认为，“中层意识”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和“中产阶级”并不等同。

　　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学艺发表于2002年底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讳言“中产阶级”，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以旁观者眼光看，中国式中产，至少包括十大阶层里的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中低层领导干部、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作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的作者理查德·隆沃思说：“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告诉记者，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几乎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大致上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

　　“如果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85.5%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甩给了少数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魏城说。

　　周晓虹曾告诉魏城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你是中产阶级吗？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个英语国家，”周晓虹后来告诉魏城，“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引发最大争议的，未必是“中产阶级”这个称谓的意识形态歧义，而是到底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国式中产”呢？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标准定为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张辛说，“年收入6万，在青海，所有人都会认可你是中产，但在深圳，绝对没有人认可。”

　　张辛夫妇随同记者在深圳福田区的上步南路做随机采访。10位受访者均认为年收入15万以上，才算“中产”，而他们心目中“理想中产年收入”的平均值，是43万。来自青海农村的张辛说，“我的青海亲戚，没一个符合(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