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后，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山区，一股新农村建设的热潮正在形成。但不少专家指出，大规模建设投资，往往出现重复建设与投资浪费现象，在以往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中已有这样的教训。

　　记者最近在山西、山东、浙江等省调研时发现，近几年各级政府都在向农村建设加大投入，但相当多的投资成为无效投资，农村投资浪费现象已在各地出现。专家呼吁：应及早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现象的扩大，保证国家有限的财力发挥出最好的效用。

　　农民自建房几年就推倒重建

　　说起农村建设投资的浪费，一些基层干部深有感触。山东省宁阳县罡城镇北落星村党支部书记樊西阳说：“这些年农民盖房糟蹋的钱太多了。”他说，原来农民盖房10多年一个周期，近几年六七年就一个周期。农民辛辛苦苦攒的那点钱全都花到房子上了，也已拿不出更多的钱发展生产。城里人的房子一住几十年不用动，农民的房子几年就翻盖一次，好人家也折腾穷了。

　　樊西阳说，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手里有了一点钱，农村时兴大屋檐房子，里面是土坯，外面是砖，叫“里生外熟”，那是一轮盖房热。到了90年代，兴起一种叫“锁皮厅”的房子，样式像古代的锁，两边房子宽，中间房子小，屋顶是起脊的。像这种“锁皮厅”房子，过去盖五间也要一两万。近些年，又兴起一种平顶房，这种房冬冷夏热，实际上很不实用，只不过房顶可以晒粮食，再是不用盖瓦，不容易漏雨。盖四间平顶房，大约90平方米，过去也得三万元，现在差不多相当于六万块钱。

　　“农民盖新房也应该，可浪费太大了。”樊西阳说，不少农户盖的房子没住几年，还挺新的就翻盖了，有的农户甚至没住就拆了。他举例说，村民高举象家1985年盖的房子，大屋檐的新瓦房四间，预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过了几年，儿子快要结婚时，原来的房子不时兴了，女方不满意，非要盖新式样的。结果，新房盖了两年还没住人，就拆掉重新盖了。

　　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这种农民盖房的投资浪费更大。绍兴市委研究室基层建设处处长王永火介绍说，近些年，浙江农民有钱了，纷纷盖楼。一开始盖二层楼，后来又有盖三层的，结果就比着盖，越盖越高，有的盖到四五层。村民老有一种意识：自家的房子不能比人家矮，让邻居压下去，结果追求越大越高越好。在浙江不少农村会看到这种怪现象：房顶上竖着一个像教堂一样的尖顶，这都是比高惹出来的。当地还闹过一个笑话，一个农户盖了四层楼，家里就几口人，门可罗雀，顶楼就一直没人住，后来一个乞丐住了进去，一年多赖着不走。王永火说，虽然房子盖得高了，村里却很乱。现在全省搞村庄整治，按新规划，一些楼就要拆掉，农民花几万、十几万的钱就浪费掉了。

　　几十万元的卫星接收站刚安好村庄就搬迁了

　　牛团仓村过去坐落在浙江省嵊州市北漳镇的深山里，去年刚刚由山上搬到山下。村支书方元昌介绍，这个村曾经由48个自然村组成，散落在各个山坳里。由于条件太差，这里自来水不通、路不通、有线电视不通。通电也是因为村里有个小水电站。村民买了电视机，勉强能模糊地看到一两个台，只好看碟片。市里曾考虑给村里通有线电视，但一测算，花几百万也拿不下来。最后，市里投入三十多万元，为村里建了一个卫星接收站，村民终于能看到十几个台了。然而，去年这个村实施移民搬迁，村子整体搬到山下，村民生活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村里有线电视全部接到户里，过去的卫星接收站废弃了，几十万的投资白费了。

　　“农村建设投资浪费太大了，应该引起中央和各省市的重视。”山西省建设厅村镇处处长张海对记者说。农村投资面大、分散，不像一个工业项目那么明显，但一算总账就会吓一跳：由于投资缺乏前瞻性，一些村庄先建设后搬迁，大量的投资被白白浪费。粗略计算，近年来山西省在农村建设上的投资浪费竟达到30多亿元。他说：“本来投入农村的资金就有限，造成这么大浪费实不应该。”

　　由于中央和省里的重视，山西作为一个中西部省份，近几年农村投资加大，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2001年至2004年三年间，城市化水平由35.5%提高到39.6%，提高近四个百分点。相应地，三年间全省行政村从31242个减少到29558个，减少了1684个。过去这些村在通路、安装自来水、通电、办学校等方面，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村大多地处偏远，投资比一些靠近城镇的更大，有的村光接高压线就要几十万元，同时，农民自己盖房、村庄自身建设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保守的算法，以每个村投入200万元计算，1600多个村就有30多亿元的投资，村庄的撤并宣布了这些投资的无效。张海说，“从经济学上讲，这些投资全部变成了沉默资本，是无效投资。”

　　不少专家认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后，农村投资进一步加大，农村新建和撤并步伐加快。到2020年，我国将从现在的城市人口占40%、农村人口占60%，变成农村人口占40%，城市人口占60%，比例正好反过来。在这个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将有更多的村庄消失。如不尽早遏制这一现象，中央、地方、农民、社会各方将有更多投资白白浪费。张海说：“投资越大，浪费也越大。”

　　投放过散，重复建设一些村庄面貌依旧

　　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就达2975亿元，比2004年实际执行数增加349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国债项目资金达812.78亿元。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近些年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财政向农村的倾斜，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投资力度很大，但是“资金年年投，却看不到起个水花”。山西省石楼县地处吕梁山区，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去年仅为1300万元。石楼县副县长胡继新说，算起来，这些年的投资也不少，平均到贫困村里，也应该能看出些变化，可遗憾的是，很多村却是面貌依旧。他认为，支农资金投放过散，重复投资是一个重要原因。“投了钱没效果，等于白投。”

　　石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宋小泉说，过去支农资金投放是哪里需要给哪投，像石楼县67%的国土是25度以上的陡坡地，73%的国土水土流失严重，可以说是村村需要，户户不足。这些年我们是吃够了“撒胡椒面”投资的亏了，算一算总账，钱也投了不少，可没有几个村能将水、电、路、校配套起来的，即使勉强配套也由于运行成本太高难以维护。

　　小蒜镇大庄村是今年刚完成移民搬迁的一个村。村支部书记周怀俊说，过去村子在山上，县里各个部门年年投资扶贫，计委、财政、扶贫办、农、林、水等十几个部门都投过钱，但每个部门钱都很少，啥也干不成。后来，县里搞整体搬迁，村子搬到山下，现在新村里道路是柏油路，自来水、有线电视、学校、卫生室都有了，村民生活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在支农资金中占很大比例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也存在这个问题。山东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曹云龙说，农业开发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项目区过于分散，有的县一万多亩的开发任务分散到两三个乡镇，不能成方连片。项目分散，形不成规模效应，结果十几年下来，基地规模不大，像样的龙头企业不多。实践证明，只有做大产业基地规模，才能有效地提高产业化水平。

　　缺少规划投了资也起不了作用

　　不少专家和地方干部在谈及农村投资浪费现象时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有体制、机制的问题、有干部认识和思路的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新农村建设准备不足，各部门的投资缺乏统筹，各方投资自行其事，没有统一在新农村建设的大盘子里；群众投资更是放任自流，缺乏长远规划。专家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规划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没有规划的投资就是盲目投资。

　　“搞新农村建设，必须有明确的规划、高质量的规划，这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因素”。山西省建设厅村镇处处长张海说，“规划先行应当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想明确下来。投了资，起不到积极作用，反倒使群众更安于贫困落后，不思走出去。”

　　山东省烟台市副市长张幸福认为，村村搞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新农村建设必须分清主次、轻重、先后，政府部门应先搞好规划，再进行建设，否则将来会有很多麻烦。他说，现在一些搬迁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村修了水泥路，村庄撤了，复垦难度很大。凡是要“消灭”的村，就不要再进行新的公共资源投入了，以避免对农村的投资“打水漂”。

　　对于要保留的村庄，建设上也要有规划。浙江省嵊州市建设局副局长任建华说，村庄建设最好有详细规划，居住区、养殖区、商业区、工业区、公共活动场所都要分清，村民建房也要统一标准，这样就能避免拆拆建建的浪费。

　　山东省建设厅村镇处处长徐启峰介绍，山东省每年的村庄规划费用很少，去年只有82万，今年增加到250万，预计明年能增加到1000万。据调查，山东的数量在全国是比较少的，可能排名倒数第三。目前，从全国来讲，重庆、江苏的这块资金较大。村庄规划上世纪90年代初曾经搞过，但十分粗略，大部分是乡镇搞个草图画一画，很不规范，实用性差。在山东，除了一些集体经济富裕的村、城中村、城郊村以外，大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只能靠上级投资。

　　专家指出，村镇建设规划资金不足，与现有的县乡财政体制有关。张海说，由于乡镇财政不独立，乡镇不管穷富，收入全部上交，再拨回来，富裕乡镇也拿不出这块钱。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每年有四亿收入，却连20万元的规划费都拿不出来，因为乡镇没有财权。他认为，既然乡镇财政全额上交，那么乡村建设的规划费也应由省、市、县三级负担，省里每年500万元，加上配套应该有1500万元，这样情况会好一些。

　　山西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潘云说，近年来农村投资浪费的教训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搞好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强投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建设，以保证各级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上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益。(董振国范迎春刘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