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医疗改革的方案并没有确定，目前正处于意见征询和专题调研阶段。”9月21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一位官员向《瞭望东方周刊》否定了个别媒体有关医疗改革方案已经确定的报道。

　　据这位官员介绍，医改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但主要由发改委负责各项事务。卫生部新闻办负责人也表示，协调小组是由发改委牵头，但具体进展卫生部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14个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小组的成立，一个高规格的医改协调机制已初步建立。

　　医改不能演变为部门利益再次分配

　　2005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专家递交的一份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一出，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

　　“医疗改革的方案卫生部曾经设计了几套，但一拿出来就会遭到各方质疑。”这位官员表示很无奈。

　　对于这位官员的无奈，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唐钧表示理解，他认为这也是协调小组由国家发改委负责的原因所在。

　　“协调各方面利益，统一思想很重要。”唐钧表示。

　　同样，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也认为，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缺乏一个相关各部门都认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各部门出台改革政策互不协调，步调不一，也是造成医疗改革滞后的原因。

　　医疗改革涉及相关的部门有十几个之多。据医改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中对此进行了计算，认为医疗改革将涉及18个相关部门。

　　可能是某种混合模式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官员否定了医改方向为“英国模式”这一说法。但是他表示，协调小组达成医改方向的共识是：政府应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

　　医改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所谓的“英国模式”实际上就是把医疗服务的投资和医疗服务的提供合二为一。她表示，“英国模式”实际上是参照原苏联模式设计的，而我们国家以前的全民医疗同样也是学的“苏联模式”。

　　据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贝汉卫博士介绍，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形，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

　　“医疗管理网络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约为85%)，另外部分来自医院特需服务，以及病人就诊时的处方费收入。家庭诊所和社区诊所是主体，按人口分布构成保健网，基本没有死角，资金的75%都是用于这部分。”贝汉卫博士表示，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的一条核心原则是：不论收入多少，人人都可享受统一标准的医疗服务。

　　在英国工作学习了五年现供职于国贸律师楼的律师高清会，向记者讲述了他知道的关于英国个人就医的情况。

　　“不是大病小病都上医院，英国实行的是就地看病。首先在你的居住地附近选择一个家庭医生GP，他们一般是当地社区小诊所的医生。到那里登记获得一张GP的卡片。之后，你可以定期检查，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就先去看GP医生，就诊和取药都不交钱，只是每张药方需付6.4英镑的处方费。”

　　“只有急诊或专门检查、住院治疗才去医院。”高清会说，同时他表示，等候时间太长，是目前民众意见比较集中的地方。

　　对于中国的医疗改革是否应该走“英国模式”，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认为， “英国模式”其实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如果真的要实施有难度。

　　孙东东认为，“英国模式”是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使之成为全民福利，当然是非常好的状态，但福利越好，对国家来说则是包袱越重，目前中国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就因为投入不足，非常脆弱，再要政府全面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难度可想而知。

　　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科学所研究员唐钧认为，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肯定不可能是纯粹的“英国模式”或“德国模式”或“美国模式”，而是一种“混合型”的模式。

　　解决投入不足，更要解决投入不公

　　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说，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引用人事部等其他权威部门的数字说，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

　　“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殷大奎认为，解决政府医疗投入不足以及医疗投入的合理分配，也是医疗改革方向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