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王志屏老人感慨不已本版图片由本报特派河南记者蔡京瑞摄

　　杨轻典在家中输液

　　“西安事变”当夜，作为指挥部的新城大院内到底酝酿着怎样的玄机？蒋介石在“做客”黄楼的短短两天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年亲历了“西安事变”、负责看守过蒋介石的三名卫士之一的王志屏，道出了鲜为人知的经历。昨日，在接受采访时，现居河南郑州、92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而当他看完本报有关为杨虎城将军“平反”的报道后，更是振臂呼吁：“那可是爱国的义举啊，百分百应该还将军一个历史公道！”

　　密谋捉蒋卫兵全被蒙在鼓里

　　昨日上午，在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荥村84号，记者见到身板依旧硬朗的王志屏，他儿子王荣生说：“除了耳朵背外，父亲眼睛最好使，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写日记，脑子特别灵活。”老人得意地一挺腰板，拍着胸脯说：“这都是给将军当卫士时练就的呗！是将军栽培得好！”老人声音高亢洪亮。

　　王志屏祖籍陕西蓝田北小寨村，1935年7月加入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教导营，任营部勤务班班长。一年后，他被调入卫士队，担任了卫士队第二分队第四班副班长的职务。

　　“1936年12月11日下午，我在新城杨公馆大门前执勤。下午大概4点钟，张学良来到这里和杨虎城密谈到晚上近7点仍没有出来。这时，公馆大门上的电灯突然灭了，院外一片漆黑。”王志屏说，他以为保险丝烧断了，急忙去电闸房查看，却见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持枪把守在此，“他让我啥都别管，继续去站岗，还叮嘱我注意警戒。”

　　王志屏感到有些不对头，但并不知正在发生什么。12月12日凌晨5时许，坚守岗位的他听到了院外的一阵枪声，“只听说是我们的人和老蒋的卫队打起来了。”而此时，杨公馆内的气氛更紧张，电话响个不停，“后来我才知道，张、杨的捉蒋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两位将军一整夜都在苦等消息，但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太严，我们这些卫兵全都被蒙在鼓里了！”

　　不久，临潼的一个电话，才为这一夜的紧张画上了句号：蒋介石在骊山上被找到了。

　　看守老蒋张学良叮嘱收好枪

　　1936年12月12日上午，王志屏接到命令，带领朱子明、上官克勤在新城大院新城黄楼前站岗。“之前，曾让我们收拾好黄楼中亭东侧的一间房，至于是接待谁却并不知情。”上午8点左右，一辆被护卫的轿车驶入他们视野，当张学良的特务营营长孙铭九搀扶着一个人下车时，王志屏愣住了：此人光着头，身着夹长袍，裤腿已经挽到了膝盖上，小腿上蹭有道道血痕，赤着脚穿了双布鞋，很是狼狈。

　　“这不是蒋介石吗？”王志屏吃了一惊，赶紧立正、敬礼。蒋介石则匆匆走过，低头回了句“不要敬礼”，也可能是“不要紧”，神情颓然。

　　王志屏回忆，在新城黄楼被扣押的两天内，蒋介石的脾气很大，和张学良发生过激烈争吵。“当时，张学良见我们没把枪装进枪套，而是顺势插在腰间，特意叮嘱道：‘枪不敢这样插，要收好枪。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万一他拔你们的枪自杀怎么办？’”

　　之后的一天，王志屏还亲眼看到了周恩来的神秘造访，“那是杨虎城亲自出门迎接的，应该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商谈吧。”

　　将军离陕送别军民哭声一片

　　作为一个杨虎城将军的卫士，王志屏成为“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在张、杨两位将军的促成下，国共得以再次合作、一致抗日。但随后，两位将军所面临的则是要为自己当时的“大胆”付出代价。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要乘坐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遭撤职留任的他被迫在国难当头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出国“考察军事”，心中自有一番怅然。王志屏回想送别仪式那一幕时哽咽了：“那天，送将军离陕的士兵和群众人山人海，一片哭声。杨虎城本人也哭得抬不起头，被搀扶着登上飞机，挥手与大家告别。”

　　王志屏说，杨虎城将军既是精忠爱国的志士，还是不折不扣的大孝子。亲眼所见的一件事，让他格外敬重这位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骑兵第十师在蒲城叛变，扣押了杨虎城的母亲、弟弟以及部下。经周旋，杨虎城终于救出母亲，当时，王志屏就跟随杨虎城住在三原县北边的东里堡。“见到母亲安然回来后，杨虎城立即愧疚地跪在母亲面前，一边用手绢给母亲擦眼泪，一边责怪自己，‘妈，孩儿不孝，愧对您了。’”这一幕，让当时在场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也忍不住哭了，赶紧上前劝慰，很是感人。

　　1950年，在四川德阳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期间，王志屏看到报纸上刊登了杨虎城遇害的消息，当场哭得昏厥过去。2005年秋，91岁高龄的他得以在儿子的陪同下从河南来到西安杨虎城烈士陵园，为自己的老上司扫了一回墓。“碑前，我爸长跪不起，只反复念叨着‘将军，我来晚了。’”儿子的话，让王志屏老人又湿了眼圈，“杨虎城将军，仁义、爱国，他的义举却换来如此不公正的遭遇，应该还这位伟人一个历史公道！”本报特派河南记者陈樱

　　“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关注本报相关报道

　　为杨虎城“平反”成研讨热点

　　本报讯(记者康正赵雄韬)“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昨进入第三天，与会学者十分关注本报近日有关“国民党应给杨虎城‘平反’”的系列报道，在学术交流中，多名学者把探讨的焦点集中在杨虎城将军身上。

　　台湾学者望两岸共同研讨历史问题

　　在第一讨论组，讨论刚刚开始，台湾学者郭冠英的发言就吸引了与会学者。“我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张学良被关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可不知道杨虎城的下落，连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说，杨虎城不见了。我们也一直以为不见了，到了后来弄清这段历史才知道，不是不见了，是被杀了。”郭冠英说，杨虎城遭遇如此悲惨的结局，足以让每一个读到这段历史的人为之同情、不平，“这样的事情，国民党当然应该给人家道歉啊，这个问题甚至不涉及政见党见，完全是出于对人的一种尊重。”

　　郭冠英表示，他真诚希望下一次是两岸共同来研讨历史问题，“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尽劫波兄弟在嘛。”

　　陕西学者台湾民众也应了解杨虎城

　　在第三讨论组，陕西社科院研究员，曾编著《爱国将军杨虎城》一书的雷云峰在会上谈起杨虎城时，情绪激动。他用纯正的陕西方言说：“我是陕西人，杨虎城将军也是陕西人，但我感到惭愧，我对杨将军宣传得不够，其实我们学界对杨将军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广泛。”

　　雷云峰对本报近日关于杨将军的报道倍加推崇，他特意把收藏起来的本报关于“国民党应给杨虎城‘平反’”的报道拿出来给与会学者展示，他说：“不光是大陆要知道杨将军，台湾民众也应了解杨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了解他为抗日救国不顾个人毁誉，最终牺牲生命的事迹。”

　　北京学者历史学者都同情他的遭遇

　　第三组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臧运祜先生着眼于研究西安事变的国际意义的研究，他表示，自己并不专注于杨虎城将军个人的研究，“但是，一位爱国将领最后被残忍杀害，不单是杨将军后人同情、悲痛，我觉得我们每个历史学者都非常同情杨将军的遭遇。”

　　臧运祜认为，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非常具有积极意义，“不是国民党，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纠正、平反，只有这样，你这个政党才能走向民主，才能迎得民心。”

　　参与杀害杨虎城行动的杨轻典突发脑溢血，记者在其家中见到了他

　　提及将军“平反”他深埋起头

　　1949年，杨轻典曾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等众多仁人志士的行动，也有在重庆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中释放被关押的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的义举。解放后，他曾协助有关部门指认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遗骸埋葬地点。

　　昨日，记者在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见到已88岁的杨轻典。据悉，十多天前，他因突发脑溢血而住院，正在家中保守治疗，目前他已无法言语，到了弥留之际。

　　“我爷爷身体一直很硬朗，大小毛病都没有，不知怎的突然得了脑溢血，医生说恐怕挨不过这个冬天了……”杨轻典的孙子杨新华说话的时候，杨轻典就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输液，无力地喘息。吃不成东西，说不了话，“我爸糊涂了，有时连我们都认不得。”整日看护的三女儿杨玲叹气。

　　记者上前打招呼，老人只能强睁开眼以示问候，而在提及为杨虎城“平反”的报道时，他一怔，紧闭眼睛，下意识地将头深埋进被子，用手遮住了脸，久久地。

　　据杨轻典的家人说，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死成了老人心中的结，这种心理枷锁他背负了太久。今年4月份，本报记者曾陪同杨虎城之孙杨瀚探望过杨轻典老人，当杨瀚表示说杨轻典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当年很多情况他也不了解，都是听从上面的指示，并且还有立功表现时，木讷、寡言的杨轻典很长一段时间内开朗了许多。“他很少提起那些往事，在他认为这都是些不光彩的经历，但他还是希望能得到谅解，特别是杨虎城亲属的谅解，能为杨虎城‘平反’也是他的愿望。”

　　杨轻典曾对孩子说，对那段历史应该有个公正的了断。本报特派河南记者陈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