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工业大学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07年成为广东省学生规模最大的高校。不过，现在它们遇到了一件头疼事，如何按期归还高达20多亿元的贷款。根据该大学的还款预算，这些贷款要还30到50年，而银行贷款期限是8到15年。

　　从1999年扩招开始卷入贷款风潮中的中国高等院校，2008年前后将陆续迎来还款高峰。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大学将遭遇可能的财务危机。一项独立完成的调研表明，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

　　这已经引起高层的注意。本报获悉，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近日已完成了对教育系统贷款的调查摸底，有关报告已上报国务院。

　　高校财务危机

　　广东工业大学因为搬迁到广州大学城，一共贷款20多亿元。2003年开始还贷，每年1.3亿元，政府贴息到2008年。2002年，广东省曾提出招收公办新机制学生，也即高收费学生，增加收入用以还贷。当时计划，几个校区将招收此类学生1.8万人，实行按全成本收费用于还贷。但是2004年，这种做法被教育部叫停。

　　该校财务处人士称，学校将从2008年开始大规模还本金，加上政府贴息结束，“以我们学校的实力还不了贷款，现在学校也不知怎么办。”

　　这样的高校并非广东工业大学一家。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说：“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邬大光说。

　　过去两年中，邬大光带领学生调查了20多个省过百家学校的数据，在他最近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

　　这已经高于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披露的数据。蓝皮书称，公办高校在银行的贷款规模达1500亿-2000亿元。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

　　“如果加上未计算的项目，数字可能更大。”邬大光说。

　　邬大光指的未计算项目主要有三类：一是工程未付款，一些在建项目是基建单位先垫付的资金，几乎所有高校都有工程未付资金；二是校内集资，多是学校从教职员工那里的“高息揽储”；三是学校沉淀基金，比如未用的科研经费等。

　　“这些数据多是违规操作，很难统计。”他说，“这是统计黑洞。”

　　因为部委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邬大光所使用的数据是他和学生发动各高校基建处、校办，甚至当校长的校友同学搜集的。

　　邬大光说，他调研的结论是，“银校间热恋的甜蜜时期已经结束了。”他说，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但一些学校工程只做了一半，因此卖地、集资、高收费现象普遍。

　　而这一切，缘起于7年前的高校扩招。

　　扩招之后

　　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

　　“前两年学校还勉强塞得下，可后来学生增加了四五倍，就开始圈地扩建。”郑州大学学科办主任朱诚身说，政府没有多少投入，学校扩建资金的主要渠道就是银行贷款。郑州大学总投资20亿元，政府投了1个亿，借贷规模就达12亿元。

　　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大学， 2000年，全国刮起了并校风。“三四个学校捏到一起，为了融合，开始建更大的新校区。”朱诚身说。而各地也争相开发“亚洲第一”、“中国第一”等各种排名的“大学城”。

　　教育“211工程”也成为高校扩建的诱因。延安大学基建处的吴先生说，教育部门有评估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这些硬指标，一些专业就被停招，所以，学校不断圈地扩大规模。

　　正是在这个时候，各大商业银行开始竞相与高校签订“银校合作协议” 2001年左右，仅工商银行就签订了超过10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

　　商业银行一般都将高校列为优质客户。一般大学的信用评级在AA+以上，而AA以上就属于优质客户了。对许多公办高校的评估更在AAA-、BBB+。银行业人士说，尽管高校是事业单位，没有像企业一样规范的财务报表，评级公司无法严格按赢利企业那样进行评估，但都列为未评级类，参照学校简单的财务状况大体评估。

　　各银行为了竞争，在利率浮动的权限内，争相将利率下浮10%，甚至100%。工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银行找个好客户不容易，现在资金流动过剩，银行存款也不能空转，贷给大学，总比中小企业平均风险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属高校贷款余额已超过200亿元，其中省政府贴息贷款达180亿元。四川省内高等院校各项贷款总额达52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河北省教育厅直属高校贷款金额50.73亿元……。

　　延安大学财务处的吴先生说：“我们的贷款哪个银行都有，银行争着给我们贷。”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借贷扩建过程中，高校、银行、地方政府三方共谋利益。”据记者了解，陕西几所知名大学一圈就是1000亩。

　　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利用银行贷款，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拉动的GDP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吴先生说：“商业用地一般是30-40万/亩，给学校就是10万/亩。由于土地价格疯涨，只要圈到地就能赚钱。”

　　谁是买单者

　　7年之后，时过境迁。

　　在河南，除了郑州大学还勉强可以贷到外，其他高校几乎贷不到钱了。郑州大学学科办主任朱诚身说：“开始银行挤破头找学校，现在是学校跑着找银行了。”

　　从2005年起，国家审计署在连续两年的审计报告中，都对高校债务风险提出了警示；从2005年1月1日起，教育部门开始全面实施对直属高校资金流动的即时动态监控，要求控制贷款规模，审批贷款。

　　针对扩招问题，教育部门出台了三限(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政策。由于学费是学校扩建的一项资金来源，也是还贷款利息的来源，高校资金链顿时紧张，因此，尽管政府下文限制高收费和扩招，为了筹钱，学校更狂热地扩建，以便开展“社会办学”或“多层次办学”，降低学分，学费翻番，并办花样翻新的高价培训班。

　　政策上的转向，使银行警觉，加速了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收缩，一些银行上浮了基准利率。一些高校的信用评级也从以前的优质开始在13级评级阶梯上下滑，“个别的从正常降到了不良。”

　　据邬大光调研，2003年贷款量越来越大，个别学校出现了银行逼债的现象。“浙江一所大学面临破产，政府出面将该学校并入另一所高校里，化解了债务危机。”邬大光说，我们了解的另一所学校，总资产10亿元，贷款就8亿元，连还息都困难，校长急得没办法，正好老工业基地享受国企改制政策，他们利用亚洲开发银行30年贷款置换了一些高校在银行的贷款。这种方式使2004年-2005年可能到来的还本付息高峰的风险延迟了，“但是，不是所有省份都能享受这样的贷款。”

　　“到了2004年，各省高校几乎找不到不贷款的学校了，找到了才奇怪了。”邬大光说。

　　一些大学开始通过土地置换筹资还贷。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政府要求“已经批准建设新校区而且规划占地面积达到学校事业核定规模需要的高校，或者建设新校区时已经将老校区进行置换的高校，原则上都进行老校区的土地置换”。

　　“现在卖地卖房成了河南高校保身的泥菩萨。”朱诚身说。

　　没有钱，目前郑州大学学校礼堂、中心体育馆、音乐厅、交流中心楼等项目暂时搁置下来了。

　　“校长都睡不着觉，一睁眼就是钱压着，喘不了气”，曾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蒋晔说，这还是有责任感的校长，一些校长干脆跟我说：“管他的，等着政府将来冲销吧！”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最近已决定财政拿出40亿元，直补大学贷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酝酿拿出一些资金为学校偿还1/3的利息。

　　而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处副处长马宁不久前撰文说，国办高校特别是贷款风险处于高风险状态的高校，由于其贷款远远超出了总资产负担能力，难以抵御发生的意外情况，可能会在难以承担风险损失时将其风险转嫁给最终责任人——政府。

　　“这个钱还是要国家来买单，因为公办学校是国家的。”他说。(经济观察报王延春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