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编者按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怎样才算是富人？中国富人与外国富人有什么不同？应该怎样看待富人？本次圆桌论坛邀请了日本资深记者福岛香织、韩国希杰集团中国区经营支援部长宋正勋、来自美国的经济投资顾问谭嘉煦(Joshua H. Dominick)、澳大利亚教师林莎莉(Sally Lean)等四位外国朋友，请他们就此谈了看法。

　　中国富人很神秘

　　福岛香织：我虽然没有见到中国的超富人，但也遇到过一些有钱的中国人，比如，某煤矿矿主的儿子，父亲穿着非常简朴，但儿子却非常奢侈，开200万的小车，在北京有两栋价值超过5000万的别墅，手表、衣服等都是从国外买的，他的大学、工作都可以用钱买到。有一次，一位中国富人请我的朋友吃饭，给小费是1000元。我在香港当记者时，常去澳门，在那里曾经看到一些中国大陆过去的中年妇女，穿着也很简朴，但是，出手却相当阔绰。我发觉，中国的富人从外表很难看出，显得很神秘。这和日本不同，日本富人从行为、修养、礼貌和举止一看就看出来了。

　　宋正勋：有一位中国南方的私营企业老板曾经请我吃饭，把郊区的整个度假村都包了，并邀请了一些比较有名的歌舞团来表演。当时受邀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那位老板当时是想要和韩国的大企业合作吧，所以请我去。但我当时觉得有点怕。因为如果在韩国的话，即使这公司是老板的，公司的各项费用也应该由一个透明的方式来支出，不是由一个人来决定。我当时很震惊，中国富人用这种非正式的方法来动用资金，太大胆了。最终，我们公司没有答应与他合作，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太浪费，而且无论他是否请我享受，公事和私事是两回事，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走近了而公私不分。我还听说过一件有趣的事，在北京一家商店，一个手表标价10万元，但一直卖不掉，后来老板就将价格标成100万，结果当天就卖掉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有钱人不是在享受产品的质量，而只是在享受花钱的快乐。

　　谭嘉煦：中国现在出现了“老富人”与“新富人”的区别。“老富人”能通过言谈举止看出，而“新富人”则感觉要表现自己很有钱，所以，要通过很多方法，比如，重名牌、买跑车、买豪宅，用很华丽的摆设来表现。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可能中国这种“新富人”比较多，突然有钱，以前的习惯改不掉，于是，去家具店里买那些仿制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装饰，很豪华，镀金、大理石，但这在国外已经非常过时了，在国外“老富人”那里，根本见不到，都是很简洁的风格。但在中国富人这里，就需要表现一下，对自己表现，也对其他人表现，让别人知道我有钱了。

　　林莎莉：中国的“新富人”很容易辨认，比如，马路上那些没有风度的开着奥迪、宝马车的人、在高档餐厅里吃饭趾高气扬、大声说话的，等等。“老富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中国正在适应富人的存在

　　宋正勋：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富人”这个概念。所以“富人”这个概念的历史不久，而一般来讲，国外的富人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多，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是从社会获得的，所以，理应用自己的财富回馈社会。而很多中国富人却还是认为，他们的财富就是自己的，不需要对社会做出贡献。在韩国，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比如说，当国家发生某些灾难时，他们会对某些社会组织或者政府进行一些捐献，或者设立学校、财团、基金会进行相关的资助。

　　林莎莉：在澳大利亚，真正的有钱人不多，所以即使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也要对社会负责。比如，我的父母在工作之余一直帮助癌症儿童，我从小就深受他们影响。因此，中国富人的慈善意识可能与先前家庭的教育有关。

　　谭嘉煦：中国人现在的社会生活状态不同于以前的计划体制，大多数人都需要自己去赚钱，去保障生活，比如保险、住房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钱变得非常重要。不像以前，金钱不是重要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引入外国投资以后，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国的富人。但是，他们虽然学会了赚钱，却未必知道该如何花钱，他们对致富以后的生活方式也还不熟悉。因此，国家、社会以及中国富人本身都在适应这样的变化。

　　这个习惯和适应的过程让我想起美国的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工厂，赚了很多钱。他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中国富人一样，有一个适应有钱的过程，他们最初也像中国有些富人一样没有社会责任感。但当钱传到下一代时，下一代可能就会有对社会做贡献的想法，这个转型大概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而从社会贡献的角度去看，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社会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政府的参与，特别是在投资这个方面，怎么用赚来的钱为社会做贡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重视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全面发展。

　　福岛香织：中国富人有几个特点：第一，超级富人比例相对较高，据2005年的权威调查统计，在亚洲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日本占30%，中国就占20%，中日差距不大。但是，100万美元到3000万美元的中等富人，中国有32万，日本有141万，不及日本的1/4。中国的温州商人买私人飞机、超级别墅，这方面都超过日本了。日本的超级富人不多，与较高的遗产税有关。日本遗产税曾经是70%，现在是50%。

　　第二，中国富人多是“红色富人”。许多富人都会通过拉关系、钻政策空子而致富。比如，前几年被抓的周正毅。这几年日本富人榜首多是金融公司老总，而中国则是房地产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