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办案过程中体现人性化，重庆检察机关今年开始在刑事政策方面进行探索，出台了一系列“从宽从快”的办案措施，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小额受贿又主动自首退赃的，可不起诉；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如发现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小孩及病人在场的，可暂不进行搜查和抓捕。”(《华西都市报》2月7日)

　　应当说，这条具体办案规则的人性化内涵十分明显，可它在网上却没有赢得网友们的积极评价，评论者普遍流露出不信任、不买账的态度——“对罪犯人性化，就是对公众的不人性化”，“为什么老对贪官讲人性化，从宽而不是从严”，“又有一条放纵腐败分子的理由”……

　　这些看法不无偏颇之处，情绪化色彩浓厚。不过，作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网上舆论，倒是值得反思一下这种情绪、心理出现的缘由。

　　它见证了当前公众对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反腐败力度、深度不断加大，一大批重量级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反腐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样必须看到，反腐败的总体形势依然严峻，在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并且呈现出集团化、家族化等腐败新特点，公众对此忧心忡忡。

　　网友对人性化执法的情绪化看法，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公众对时下显得过于“从宽”、“人性化”的反腐惩贪制度设计缺陷的不满和担心。这种不满并非捕风捉影。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19.74%(《检察日报》2006年7月25日)。大量贪官虽然被判有罪，却通过“缓刑”得以幸免于牢狱，法律是不是对贪官过于人性化了？

　　鉴于此，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办过程中讲究“人性化”固然必要、应该肯定，但就目前的反腐败现实来看，更不能忽略的是“严格严厉化”这个惩贪反腐的根本。严惩权力腐败、捍卫吏治清明，才是社会法治最首要和最大的“人性化”。(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