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检院抗诉：为普通公民讨公道

　　2004年，刘德胜身体更加虚弱，但他没有气馁，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该案后认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的再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并于2006年1月11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与此同时，刘德胜的遭遇引起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关注。我国著名环境法专家、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决定亲赴湖南，为刘德胜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但遗憾的是，今年2月1日，当该案第四次开庭时，刘德胜已经去世了。

　　庭审时，湖南省检察院两位检察官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到庭宣读了抗诉书，并全程监督了庭审过程。湖南省检察院民行处助理检察员王宇清认为：环境污染侵权只要具备了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三个要件，就构成侵权责任。刘德胜提出了污染事实及污染事实导致的损害，依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由农机局证明其喷漆行为与刘患淋巴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农机局不能证明，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刘德胜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复杂和重大的案件，能够经过四次审理，检察机关两次抗诉，说明它并不纯粹是一个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而是公民环境权益维护与地方保护、严格依法办事与曲解法律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我们希望看到公民的环境权益得到维护，法律规定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2月1日庭审时，刘德胜的代理人王灿发在最后陈述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同时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努力表示由衷赞赏：“感谢检察机关出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高度责任心、捍卫公平正义以及法律权威的使命感、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公益精神，对该案提出抗诉。”

　　代表连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

　　农机局环保局责任安在？

　　检察机关应多关注生存环境

　　刘德胜诉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也比较简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确有道理。刘德胜从1997年开始投诉，到今年2月1日案件再审开庭，20年艰辛维权的背后，折射出很多问题，引人深思。

　　其一：执法不作为之责该有人承担。

　　刘德胜打官司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他在和政府有关部门——农机局对簿公堂，而且也正因为农机局是政府部门，导致环保执法成为花架子。1998年7月，吉首市环保局向吉首市农机局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2001年8月28日，吉首市环保局再次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但由于环保局仅是下达通知书，并没有动真格的，没有予以实质的处罚，结果农机局依然故我，所谓的整改措施一直停留在口头上，污染仍旧继续，侵害仍旧继续，并最终导致10人患癌的严重后果。

　　农机局对整改通知书视而不见，充分暴露了其对百姓利益的漠视，对执法的藐视。其应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责任。

　　环保局本应代表所有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严格执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真正采取措施，制止农机局对环境的非法侵害，已涉嫌渎职，刘德胜在起诉农机局的同时，完全可以另行状告环保局行政不作为。

　　其二，公益诉讼制度应尽早建立。

　　刘德胜诉农机局喷漆污染案，虽然是以他个人名义起诉的，但并不能遮盖该案的公益性质。因为刘德胜的诉求是农机局“停止侵害”，受益的将是大多数人。

　　然而，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公民个人无法提起公益诉讼。所以当人们发现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众权益未受到保护时，个人很难提起诉讼，只能转而寻求其他途径的司法救济，结果诉讼难度加大，诉讼成本加大，所有的诉讼压力和诉讼成本都由一个人承担。而如果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团体和个人，都有权向法院起诉追究相对人的法律责任，刘德胜维权之旅可能不会如此艰难。

　　从本案来看，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过程中，也显示了法官过于依赖技术规范的致命弱点。司法为民如何体现，也值得深思。

　　其三，环境污染之痛为何不能及早避免。

　　刘德胜是令人尊敬的，20年来，为了维权，他屡败屡战，至死不屈。法治的进程、社会的进步，需要这些普通百姓的推动。一个普通百姓坚韧不拔的努力，可以警醒整个社会关注某项制度的缺失，并最终促使制度的缺陷得到纠正。

　　令人遗憾的是，刘德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本可避免的环境污染案却酿出了如此恶果，令人痛心。试想，如果刘德胜刚开始投诉之时，就能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惨痛。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令人警醒，它提示我们，对环境污染无动于衷，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尚可欣慰的是我们还有刘德胜这样的环保“卫士”，还有我们的检察机关，全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我们希望，检察机关能更多地关注此类案件，为刘德胜们、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讨到说法。

　　作者:王新友汤维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