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办开始，胡鸿烈、钟期荣两位就跟“麻烦”扯上了关系。

　　“第二年，政府就来封我们的门!”至今胡鸿烈想起来，颇有些啼笑皆非。当时，香港政府怀疑他不是办学校，而是通过学校敛财。身为大律师，他发了一封正式的律师信给政府，最后校门才得以重开。

　　“现在特首来剪彩，我们要提前安排。”胡鸿烈说，“那时候，港督麦理浩爵士来我们这里，也是随便就进来了。我们都曾经是外交官，因此私交一直都不错。”然而，树仁大学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胡鸿烈与港督的私交而更加顺利。

　　1978年，香港政府建议浸会、岭南和树仁3所大专改为“二二一”制—即两年预科、两年专上和一年深造课程，不然将不提供津贴。当时浸会和岭南均接受改制，树仁书院却坚持提供四年制大学课程，宁愿不拿政府津贴，用自己的钱坚持下去。

　　“这算是什么，两年预科、两年专上课程、一年深造，这根本不是大学课程。”师生们在为当时的“树仁学院”的命运而抗争，胡鸿烈则在国外为学生的前途而努力。

　　从1972年开始，树仁学院获得了美国国际教育审核机构、法国政治经济学院的承认，并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的会员。同时还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北大学、美国加州法律学院、耶鲁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合作……可这并不代表树仁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的命运。1979年10月，香港政府颁布了《公务员薪俸检讨第一次报告书》，并没有提及专上学院毕业生可在政府部门任职。

　　钟期荣以树仁学院院长的名义给香港政府送去专函，表示欢迎政府对学员进行评估。她提出，应该设立公开学位考试，公平评定大专学生的真正水准。同时，其他一些大专院校也都纷纷响应，抵制“报告书”的不合理建议。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在之后政府出版的一份《政府职位选录》中明确表示，专上学院毕业生仍可以担任行政主任、训练主任及法庭传译员的职位。

　　1988年，香港政府宣布所有大专课程改为三年制，以便与英国学制接轨。这次，树仁学院还是不肯接受。到1990年为止，有近千名学生为争取获得政府资助发起请愿。其中有5名学生甚至到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当年的教育统筹司杨启彦曾表示，树仁不肯转三年制是它未能获政府资助的主因。“这与国际学制根本不符合!”至今胡鸿烈对此还是表示相当的不满。

　　七年时间建成学校大楼

　　从跑马地到湾仔再到宝马山，学校经历了3次迁址。每一次，都是胡鸿烈与钟期荣从自己的荷包里拿出钱来。随着学生的增加，学校需要扩充，他拿钱出来，买下了湾仔万茂里5层高校舍。

　　1978年，政府送他宝马山的地，作为永久校址。但地皮却在50度斜坡上，全是泥和石，只能建两层高的校舍。他们决定卖掉跑马地的校舍，用了7年时间，打了176根桩，建成12层高的学校大楼。

　　1988年，学校需要修建图书馆。他钱不够了，最后决定卖掉湾仔的校舍，将资金用于图书馆的修建。

　　三十多年来，他位于中环的律师楼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在学校里了。律师楼下大堂犹如酒店一样豪华，他的办公室却有十多年没有装修了，只有一位跟了他40年的职员。“反正那层楼是我自己的，不用房租。”胡鸿烈笑着说。35年下来，学校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维持运作。一共有150名专职教师，50名从其他大学聘请来的兼职教师。

　　学校每年的经费中，有90%来源于学费。2002年，树仁学院递交了希望升格为大学的申请。这一申请直到2006年，香港高等教育即将恢复“四年制”之前才获准。随着树仁学院正式升格为“树仁大学”，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拨款表示支持。

　　“我感谢政府的好意，但这可能会打乱我们的发展步骤。”胡鸿烈的倔脾气始终没有改变过，他还在为学校的将来而担忧。

　　尽管听力已经有些不好了，可是胡鸿烈的身体非常好，谈话两三个小时，都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来。两位老人总是工作到晚上七八点，然后携手散步回家。

　　2001年，一直担任校长的钟期荣中风，这两位花甲老人开始正式面临健康问题。也是那一年，他们将家搬到了学校图书馆。到现在，钟期荣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对于死亡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都在考虑。”胡鸿烈平静地说，“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学校任职，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方法。到时候，他们会让学校变得更好的。”胡鸿烈的大儿子胡耀苏毕业于牛津经济系，现于英国和域大学任教，同时也义务担任树仁学术副校长。二儿子胡怀中是美国柏克莱土木工程博士，现在树仁任行政副校长。由于两个儿子经常出国在外，现在学校的校务主要还是由胡鸿烈与钟期荣负责。

　　也许树仁大学目前的环境、校舍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还及不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其他8间由政府资助的学校，但是，胡鸿烈与钟期荣的坚持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采访当日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走出办公室，与遇到的每一个学生打招呼。站在暮色下，他长叹一口气:“人生苦短，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两个儿子出生时候的情形。八十多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人在面临机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而我，抓住了。”(文/杨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