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贪官外逃路线

　　①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
　　②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③一些弄不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
　　④有相当多的外逃者利用香港中转，再逃到其他国家。

姓名	出逃前职位	涉案金额	出逃时间
余宏印	弥渡县烟草公司德苴烟站出纳	70余万元	2007年1月2日
杨  磊	滇建设银行光华街储蓄所所长	259万元	2003年5月15日
英庆利	滇烟草旅游公司基建办公室主任	100万元	2003年4月
闭东晨	滇五石个化工建出口公司副经理	5000万元	1996年7月21日
陈传柏	昆明烟厂厂长	1674万元	1992年2月1日

云南省部分在网在逃犯罪嫌疑人 

    贪污贿赂犯罪的国际化趋势、我国与国外交往的增多以及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一些贪官逃往境外提供了条件。2月13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了云南贪官的4条外逃路线，以及检察机关针对这种情况拉起的三道防线。

　　本报记者 储皖中 本报通讯员 符晓

　　一名在任的副厅长，罕见地成为公安部A级通缉嫌犯。在公安部网站公布的一系列通缉令里，与他为伍的多是些黑社会老大、杀人嫌疑犯和诈骗嫌疑犯。

　　这个人名叫胡星，被通缉前是云南省交通厅的副厅长，主管云南水运、航道建设等方面工作。

　　1月25日，迫于下级被“双规”的压力，胡星匆匆登上了飞往广州的飞机。第二天，胡星登上了公安部A级通缉令，成为云南省第一个上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官员。

　　云南外逃贪官为何多

　　记者了解到，目前，云南省尚有84名在网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抓获，涉案金额从一万余元到几千万元不等，出逃时间最早的是原昆明烟厂厂长陈传柏，时间是1992年2月1日。

　　“胡星最终也逃不过被抓获的命运。”2月13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王亚锋对记者说。

　　王亚锋此话，既是说胡星，也是在说云南所有外逃的贪官。

　　据王亚锋介绍，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国际化趋势，涉外案件明显增多。随着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商贸旅游往来的增多，出入境极为便利，这就为一些贪官及其他犯罪分子潜逃境外提供了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除沿海发达地区，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省份，也成为外逃贪官的首选之地。

　　云南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复杂、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自治地方最多的边疆省份。全省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占我国陆地边境线的五分之一。全省16个地、州、市中有8个地、州的27个县、市与缅甸、越南、老挝3国山水相连。沿边有10个国家级口岸、10个省级口岸、20多条出境公路、93条边贸通道，山间小路、便道更是难以计数。

　　贪官有4条潜逃路线

　　特殊的地理位置为贪官外逃提供了便利条件。记者从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了解到，云南的外逃贪官大概有4种潜逃路线：

　　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弄不到直接前往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健全的小国暂作跳板，伺机过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外逃贪官生存空间渐小

　　公安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发布的消息称，截止到2006年5月，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八百人左右，缉捕到位的有320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直接涉案金额七百多亿元人民币。

　　据记者了解，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曾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依据《公约》，各缔约国要携手打击腐败犯罪，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国家依约遣返我国逃往该国的腐败分子。我国批准和加入《公约》，对腐败分子出逃行为的威慑力不能低估，反腐败国际合作大大压缩了贪官外逃的生存空间。

　　目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已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家签署了涉及刑事、民事司法协助合作的会议纪要和双边检察合作文件，建立起与公安、司法、外交等部门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合作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共协助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204名，其中包括潜逃到境外的犯罪嫌疑人34名。

　　防贪官外逃筑三道防线

　　记者了解到，针对犯罪嫌疑人通过云南省外逃，绝大多数在昆明中转后再到边境县市伺机出境的情况，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已经拉起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设在昆明，对省外潜逃至昆明并企图通过云南省边境出境的嫌疑人，及时采取措施，将其堵截在第一落点。

　　一次，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请求协助抓捕一名已在飞往昆明航班上的犯罪嫌疑人的协查通报后，副局长王亚锋立即率领大要案中心干警赶赴昆明机场，在民航公安分局的协助下，飞机刚在停机坪停稳，抓获人员即登机检查，犯罪嫌疑人未下飞机即落入法网。

　　第二道防线设在边境所在州、市的机场或公路。云南省是我国具有高等级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之一，全国141个通航机场云南省就占11个，但昆明通往各地州市的公路仅有一条。因此，在机场或公路沿线设卡堵截，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进一步外逃。

　　第三道防线是边境口岸。

　　王亚锋给记者讲了一件他至今记忆犹新的事：

　　那是勐腊县检察院协助四川安岳县检察院抓获贪污案犯邓永明的事故。当初步落实邓永明藏身之处时，已是傍晚7时。由于知情人不配合，邓永明借机逃入莽莽无际的橡胶林中。追捕组一方面在邓永明最可能出逃的地方进行布控，另一方面及时与农场领导取得联系，请求支持。农场领导接到通报后，立即组织了一百余人听候调遣。三个多小时搜遍了一座座橡胶山、一条条箐沟，最后在河中“捞”出潜在水底用芦苇进行呼吸的邓永明。

　　“对已潜逃至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尽量在境内将其堵获。”王亚锋说。

　　本报昆明2月13日电

　　编辑手记

　　如何打击贪官携巨款外逃，已经成了我国目前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件大事。

　　从已经发生的贪官外逃事件分析，贪官“出走”，必须要有“钱袋子”相伴，所以，只有切实健全完善严密的管人管钱制度，对官员出境和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督，扎紧篱笆，才能把贪官堵在国内，这才是事半功倍的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