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形势依然艰险复杂。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在对日抗战问题上仍在妥协、徘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亲日派势力依然活动猖獗。此外，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念念不忘要限制、削弱并随时准备在条件具备时消灭共产党。

　　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击亲日派势力，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向抗日，建立起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对日抗战。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事变时所许诺的“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不打折扣”地履行诺言，并严正警告：“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尽快实现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作了艰苦努力。1937年2月，国民党正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五项要求是积极、合理的，为一切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所赞成；四项保证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让步，有利于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以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根本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承诺，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性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多次谈判。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和真实目的是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红军部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各界群众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和诚意，表示愿向南京政府转达，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继续在庐山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一些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从而国共合作的形势渐趋明朗化。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和艰苦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导致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