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如私企！”女工何大姐告诉记者说，与管理层每年几十万的收入相比，她们感到沮丧，尽管在车辆厂上班超过20年，但直到现在，作为普通女工的她们，工资依然在800元上下浮动。

　　沈阳机车车辆厂是一家老国企，最近的一次改制，寻找的合作方是有着央企背景的北方机车，艰难跋涉中的车辆厂顺利地找到央企这个婆家，与此同时还启动了搬迁到郊外的过程，随着设备和技术的提高，车辆厂似乎正在拥有更多的机会。

　　除了担心被裁减下岗以外，即便继续上班，收入上的缓慢增长也让她们沮丧。她们抱怨说，如果是私企，干的好，老板还能够加薪；现在，管理层只顾完成自己的目标，没有人考虑工人的感受。“我们这样的老国企工人有的是，你不干，他干。”

　　管理层年度安全生产完成后得以奖金“兑现”，是辽宁这个老工业基地大型国企当下普遍采取的激励制度。具体的做法是：年初公司与管理层人员签订当年的生产责任和目标，年终完成后，即兑现合约承诺的巨额奖金。

　　类似的情形，还有沈阳机床集团，这个中国第一的装备制造企业，在近年来的重化工时代，取得了令人眩目的高速增长。而伴随这个高增长的，还有管理层的年度兑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奖金，让众多一线年薪万元左右的老职工感到愤怒。

　　兑现还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越是年终，工人越轻闲，感受到的温暖越多；越是春节，工作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以国企铁法煤炭集团为例，一到12月份，工人们的劳动强度显著降低，平常时刻为了提高产能而有的密集的加班，也消失了。这个阶段，甚至那些平常加班加点赶生产，为煤炭采掘配套的设备企业，也安排检修或者补休。原因是：一年就差半个月了，要年终兑现了，不能出任何安全事故，否则就不能兑现。所以，管理层希望这个阶段平稳度过，生产随之放松。

　　而春节前，往往是年度兑现计划刚刚开始的阶段，也是煤炭加班生产的阶段，这个时刻，兑现的诱惑远不如增产的利润，所以工人们的劳动强度会立刻增加。

　　车辆厂女工，当初工厂传出与私企合资的时候，她们反对，担心自己利益受损；今天，车辆厂最终和央企合作了，她们也担心。

　　三大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在起点干预政策上要促进起点的公平，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过渡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次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过程干预政策上，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其中公务员的非货币工资即福利部分比较高，工资中基本工资比例较高，绩效工资很低甚至没有，而私企的状态正好相反，要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查处违规违纪行为，改革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模式，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变身份工资为岗位绩效工资。

　　在结果干预政策上，要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税收方面要调整流转税结构，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改革营业税，提高垄断行业和高消费行业营业税税率，调整资源税定额，加大定额级差，同时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据张本波介绍，这次报告特别提到了要建立覆盖农民全部人口的低保制度，目前全国只有几百万农民享受低保政策，而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农民有2800万，中央财政只要拿出260亿左右的资金，就能解决这260万农民的低保问题。

　　在中国农村地区，每年1000元的生活标准可以基本解决一个人的温饱问题，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有8个省份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1206个县(市)，享受农村低保人数达到496万。

　　亚洲开发银行曾发布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0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各级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