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80后”农民工对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他们很多甚至在城市里长大，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去了。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院近日汇集推出《2007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80后”的农民工，是这次调查中一个特别被关注的群体。

　　进城的第二代农民工

　　吴雪琴的父亲50多岁了，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在浙江杭州打了23年工。2004年，无法继续劳作的他回到了老家。

　　他的女儿吴雪琴，为了供哥哥读大学，16岁初中毕业后来到杭州一家服装厂打工，迄今5年，换了4家工厂。

　　“每月工资一领出来就寄回家了。”吴雪琴说，和父亲一样，她也没有自己的个人积蓄，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家里。

　　2006年，吴雪琴的哥哥大学毕业，她开始盘算自己的人生，比如去学她一直喜欢的服装设计。但她连基础的绘画能力都没有。

　　吴雪琴“当然”不想回老家，她几乎不会干农活，也没有兴趣干农活。“回去以后又能干什么？嫁人，让丈夫养着？“我不是那种人，没想过。”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正是“80后”这代农民工子弟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完全离开了农村，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了。

　　但在另一方面，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

　　追寻“下一个城市”的理由

　　“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23岁的方成涛，老家在安徽乡下。2001年高中毕业后，方成涛先在合肥打了半年工，然后转到上海一年多，再到苏州一段时间。2005年，方成涛到了嘉兴，先后在两家企业打工。

　　在嘉兴，方成涛先在一家铸造塑厂做工，每月只有七八百块。后来，他转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工资。

　　20岁的郭灵，同样跨省打工。1987年生于河南周口市农村的她，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郭灵“不记得”自己上到小学几年级就辍学了，但在去年10月份，她学会了上网和五笔打字，虽然很多字她可能不会写。

　　2000年，郭灵被一位工头带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工资320元。

　　工作了一年零2个月后，她回到老家过年。过完年后，她回到广东，去的是中山市的一家工厂。

　　半年之后，郭灵再次回家，然后到江苏常熟学缝纫技术。

　　由于她的一位朋友在嘉兴一家箱包厂打工，2002年，郭灵来到这家箱包厂，月工资500多元。成为熟练工以后，每月工资涨到了1000多元。在这家工厂，她工作了三年半，工资最多的一个月有1100多元。

　　“下一个城市？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打工的，哪里都差不多。”方成涛说。

　　努力提高自身价值

　　新一代农民工最希望能得到政府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资收入，还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有朝一日创业做自己的事，这比户口之类的问题更重要。

　　去年下半年，辞职后的郭灵去学“美体”。12月底，她又转行做足浴，每月工资涨到1800多元。

　　去年10月，方成涛也辞职了。回到合肥的他，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床操作技术。每天晚上10点半，宿舍熄灯，按时休息，他暂时回到了学生时代。

　　在陈诗达看来，这两位恰恰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主动去充电。但对于绝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农民工来说，生活支出的压力，使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和余钱去充实自己。

　　在这5年中，吴雪琴惟一接受的“培训”，是自费学会了上网。但由于上机机会不多，她的打字速度慢得让网友们着急。吴雪琴说，“培训当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给补贴一点，我再添一点，就能去培训了。”

　　陈诗达说，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场对纯粹普通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趋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也不愿意从事这样的简单劳动。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考虑加强职业培训。

　　“不仅是户籍人口，只要是城市的常住人口，都应该对他们的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那些‘80后’，他们在城市里长大，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