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多名高层贪官去年纷纷落马，如何夯实反腐基础成为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腐败大案为何频发？反腐着力点在哪里？”他们针对从严治吏、规范权力运行、治理商业贿赂等问题建言献策，呼吁从源头开始筑造“防腐墙”。

　　今年的“两高”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有近千名县处级以上贪官被判刑，273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立案侦查。而今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发布公告称，今年将继续“严肃党纪国法，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抓好大案要案的查处。

　　“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局部腐败现象仍然严重。”赵国通委员说。

　　一些代表委员分析说，中国当前的腐败并不是一种常态腐败，而是在转型期中发生的腐败。市场的求利原则，对一些公职人员的价值取向造成了消极影响；监督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使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缺乏严密约束；一些制度的不尽完善，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怎样才能将制度反腐进一步推向深入？

　　“应该推进反腐倡廉改革和制度创新，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问责制度等改革，从源头上减少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杨光成代表开出了药方。

　　代表委员认为，反腐的重要一环是抓好大案要案的查处，但更重要的是从源头开始构筑“防腐墙”。

　　“红包礼金问题一直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但治理效果却不理想。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治标没治本。”李利君建议制定《公务员廉政法》，“通过法律规定，使公职人员在权力异化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要支付高成本。”

　　“现行的一些廉政建设和反腐条规规定较抽象，操作性不够强。有的规定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有的只有禁止性规定，违反了该如何处理却不清楚……”李利君委员直言，一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条规制度相互不配套，有的甚至互相冲突，导致难以操作。

　　储亚平委员也表示，要注重发挥制度的惩戒功能，为惩治腐败统一标准、规范程序，让官员“不敢腐败”。“中央明确提出2010年以前完成反腐的立法，而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出了制定反商业贿赂法等法律的建议，这些都有助于源头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