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15日专电 两会期间，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之一。不少全国代表委员指出，医药价格虚高是个重要问题，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同样应该引起重视。

　　看病难难在“两头”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副院长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认为，群众反映的看病难其实主要难在“两头”——偏远农村地区和大城市、大医院看病难。

　　因妻子重病难愈，却又无力继续支付医药费，山西平遥县一个六旬老汉不得不请回“赤脚医生”，在自家炕上将患病多年老伴的病腿锯掉。

　　“小病拖、大病挨、病危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说，这些时下农村流传的一些民谣，表露出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无奈和因病致贫、返贫的困难。

　　“不是农民不愿意在乡村看病，是没人能给他们看。”郭凤莲分析说，很多乡镇卫生站陷入“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的尴尬境地，农民看不好病、乃至小病被“治”成大病的不胜枚举，无奈之下只好进城市就诊，花费自然高了许多，因治病负债累累的农民并不鲜见。

　　相较之下，大城市居民看病本该方便许多，却也一片喊难。

　　一些人大代表说，因对社区医院不放心，很多城市居民往往只认大医院。大医院看病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数万元，一些常见的发烧感冒，医生开一张处方就是100多元，多数百姓难以承受。同样令人头疼的是，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人们总要在浩荡的就医队伍中候诊。

　　是医疗资源“贫血”，还是结构性“失调”？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郭新志说，看病难的呼声之所以强烈，主要原因并非我国医疗资源“贫血”，而在于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结构性“失调”。

　　郭新志告诉记者，城市医疗卫生机构重叠，有的城市卫生资源还相对过剩；而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医疗资源缺乏，服务功能不全。据统计，城市占据了80%的医疗资源，农村仅占20%；而在城市里，大医院又占据了80%的医疗资源。

　　郭新志分析说，很多农村医疗仍停留在一支体温计、一个血压计、一个听诊器的“三个一”阶段，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乡镇卫生院由于专业人才匮乏、医疗设备落后而名不符实。同时，农村医疗人才匮乏和城市医院人才过剩也形成鲜明对比。卫小春代表介绍说，农村医院的许多医生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县办卫校培养的“赤脚医生”，即使在县级医院，本科学历的医生也寥寥无几，医疗水平不能让群众放心。

　　“有限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导致群众不论是患大病还是小病都希望到大医院找名医看，城市基层医院和社区医疗单位则少人问津。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拥挤不堪；小医院服务不足，大医院负荷过重。”全国政协委员许钊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供需失衡。

　　代表、委员们指出，正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导致“城市烂了谷，农村没米吃”、“名医看小病，大马拉小车”现象层出不穷，从而更加剧了群众的看病难。

　　解决看病难，需要“软硬兼施”配资源

　　值得欣喜的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2007年中央财政将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帮助推广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全国已有一半以上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医疗试点工作，今年比例将扩大到80%。代表委员们认为，此举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状况。

　　一些代表委员们指出，要根本解决看病难，惠及更多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需从设备、人才等方面“软硬兼施”地均衡配置医疗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苏时务说，全世界医疗的最基本模式是诊所，只有重大疾病才到大医院。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以大工业化模式运作，造成患者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加剧了供需矛盾，也使群众看病难更突出。

　　“要方便老百姓就近就医，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就必须完善县级医院和乡村卫生站所的医疗设施配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认为，在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同时，增大对农村医疗资源的配置是当务之急。对城市则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来缓解群众看病难。

　　郭海亮代表说，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制定发展计划，有目标地投入资金；提高农村卫生院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调整区域卫生资源的人才结构，要多渠道培养村来村去、乡来乡去、不同层次的直接服务于人群的全科医生队伍、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和卫生管理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