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从1%到0.1%

　　记者调查发现，“上海4000户的入户调查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的消息，来源自某媒体引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培训中心副主任林泽炎的一次会议发言，他在发言中援引了2005年7月1日《职业》杂志《不做蓝领的理由》一文中的调查数据。

　　记者随即联系从事该调查的单位——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

　　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的工作人员虞荣华介绍，2005年，该中心做了一份《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上海学生家长进行拦截调查，共搜集总样本数为1324份。在回答“今后希望孩子做什么”的单项选择题时，30.9%的家长选择公务员，仅有1.1%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工人。

　　该中心去年5月份做过的一次《2006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公益调查报告》显示：上海13个区县(除了崇明、嘉定、南汇、奉贤、松江、青浦)义务教育阶段的1027名学生在回答“今后希望做什么”时，选择做工人的仅0.1%。

　　专家观点 　　解读调查数据不可断章取义

　　“《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是一份将地区限定在上海的调研报告，要推论全国的情况，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抽样调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说。

　　因此，某些媒体断章取义地说“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就将在上海的调查结论扩大到全国，从而扩大了结论的适用范围和负效应。

　　一项典型的社会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在确定研究目的之后，首先要界定调查对象。由于全面性的普查比较困难，所以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比如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

　　社会调研是否客观、科学，如何抽样非常重要。只有遵循严谨的概率抽样，才能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该样本成员的特征才能反映较大群体的特征。专家介绍说，要确保抽样的严谨及其成功，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要保证抽出的部分与调查对象的整体具有同样的特征、现象和关系等，否则调查研究的结论就会出现较大的误差，不能用来推断总体的情况。

　　罗家德说，抽样调查就好比医生通过抽取病人全身血液的一部分，就足以化验出全部血液的情况一样，但是并不能化验出人全身的情况。所以对于样本结论来说，只适合推论出调查总体的情况，无法准确推论超出调查总体范围的情况。

　　俗话说，数据能说话。罗家德说，一个人必须具有精湛的技艺，所学习的相关理论需要很丰富，对相关背景十分了解，才能精确解读数据。

　　“4000户的入户调查”和“1%”两个数字，都被证明是空穴来风。但是，由这两个数据而引发的消息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和现实呢？

　　上海市曾经辉煌的330余所技校，如今只余20多所还在招生

　　“能做白领，当然不做蓝领。”坐在办公室里的李蓉精神焕发。对于刚刚获得的一家运动衣公司人事专员的工作，她十分满意。

　　“还有0.1%的上海小孩愿意做工人？我觉得可能0.1%都不到！”李蓉说。

　　1997年，行将关闭的上海液压泵厂技校送别最后一批毕业生，李蓉就是其中之一。按理应该成为一名车工的她，10年来换了好几次工作，她宁肯选择待业在家，也不愿去做工人。“工人工资低、地位低、又辛苦，做车工学徒时，我手上都是钢水烫的泡。”

　　李蓉同班有20多名同学，刚毕业时，有几名学生进工厂做钩针，除去“四金”，工资仅450元，最高也不过900元，最后都相继转行了。“据我了解，我们班一个做工人的都没有了！”

　　工人待遇差，随之而来的是技校招生的尴尬。上海曾有330余所技校，因生源不足，大批被整顿关闭。在上海市教委主办的上海教育网上，记者查到的技工学校一共只有36家，其中12家在2005年到2007年间已停止招生。

　　“这些年我们的生源一直在下降。”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教师董淳认为，现在社会对工人存在偏见，工人的待遇也偏低，导致人们不愿意做工人。他希望用政策引导，给技术工人较好的经济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石秀印研究员认为，一个阶层的贡献应该与其所得相称。人们不愿做工人，与工人的贡献未能得到应有回报有关。这些回报不仅仅是物质的，还包括权利、尊严、平等等非物质因素。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凭会员证进工人文化宫，全部免费！工业展览、文艺演出……里面样样有，现在可今非昔比了。”上钢十厂的退休老工人周兰花说。

　　“以前，说自己是上钢十厂的，很吃香。现在，工人是‘穷’的代名词，谁还愿意做呢？许多老厂都停产了，市区内的工厂也不多了。”提起当工人的感受，周兰花心情很是复杂。

　　1997年，越来越不景气的上钢十厂并入宝钢，周兰花也从厂里内退，每月拿700多元退休金。

　　上海进城务工人员规模已经接近传统的职工队伍

　　“只有0.1%？真的这么低吗？”听到没人愿意做工人，来自四川阆中市的赖仁第夫妇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2000年到上海打工，现在妻子做家政，丈夫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仓管。“在我们乡下，农民进城当工人，可是了不得的事。当工人总比种田挣得多，家里人也面上有光！”赖仁第说。

　　与他们有同感的，还有忙碌在嘉定区江桥镇工地上的上海第四建筑公司租赁分公司的农民工。

　　露天的堆场上，整齐地堆着各式各样模板，打磨切割的摩擦声十分刺耳。“我敢保证，这里没有一个上海人，清一色是农民工。”来自四川叙宁的农民工胡敦高说。

　　据了解，工人们平均工资约1500元，高的超过2000元，低的只有几百元。农民工们都表示，很希望成为上海的产业工人。“我们集团一线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上海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重辉介绍。

　　上海市总工会提供的一份有关《上海职工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的调查显示：上海进城务工人员规模已经接近传统的上海职工队伍，超过国有经济职工队伍，并有迅速扩大的趋势，逐步成为上海生产建设第一线的生力军。

　　现在，在上海“苦脏累险”岗位上工作的基本都是进城务工人员。纺织厂的挡车工、码头的装卸工、建筑工地的泥水工、环卫的清扫工，进城务工人员都占9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

　　“现在的农民愿意做工人，但其第二代是否还愿意做，值得怀疑。”石秀印忧虑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目前农民工在工人中的比例，大约是60%到70%，但是工资水平太低。将产业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都推给贫穷的乡村，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还能可持续发展吗？

　　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准，需要知识型技术型工人

　　“不愿意做工人情有可原，谁愿意高风险、低收入，还不被人尊重？但我希望能够证明：工人还是有干头的！”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人韩明明，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同时他对自己的职业仍满怀激情。

　　“这个调查的结果并不意外，很多人觉得工人这个称呼不大好听。”25岁的陈敏是毕业于重庆大学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2004年进入宝钢分公司炼铁厂工作，现在是助理工程师，负责设备维护。

　　陈敏觉得，人们对产业工人的认识需要调整。“其实，现在工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以往，初中毕业就可以做工人，但在宝钢，至少要高中毕业，甚至大专、本科毕业，才能胜任某些工人岗位。

　　“我们的设备很多都是进口的，资料都是外文的，这对我们工人的要求很高，需要不断学习才跟得上形势。”陈敏的同事杨迪，也有“工人难当”的感慨。

　　“培养一个高技能的知识型技术型工人，比培养一个大学生还难。”韩明明说。

　　陆学艺认为，我们习惯于强调高精尖技术，强调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作用，为什么有些产品还出不来？可能就是忽略了工人的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说上海货好，其实是上海师傅技术水平高。而现在，企业不愿培训工人，已成了普遍现象。”

　　石秀印在浙江调查时，也遇到很多老板抱怨“找好工人难，要留住好工人更难”。石秀印认为，如果技术工人能形成较大规模，既有利于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准，还能有效改善目前比较紧张的劳动关系。

　　他建议，重视对工人的教育、培训，尤其要研究如何将大量农民工转变为产业工人。这需要企业、政府和工会多方面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包括农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在如何善待工人，如何稳定提高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我们仍然还有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陆学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