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吕型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顾问、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