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

　　让王玉珍们操心的事还有很多。“在别人家住，免不了磕磕碰碰。”63岁的代小诺说。2004年，她家6口人搬到有4口人的女儿家住。10口人的大家庭难免出现摩擦。小孩子也经常打架，吵得上夜班的女婿不能入睡。有时女婿会说上几句难听的话。碰到这种情况，代小诺通常一言不发，默默拉开孩子。

　　“有理没理都得忍着。不忍不行呀。找个房子比小伙子找个媳妇都难。”代小诺说。

　　因为房子，夫妻之间吵架吵得更厉害了。“有的夫妻吵着吵着就离婚了。”31岁的王彩彩说，村里出现了两三对离婚的夫妻，都是房子惹的祸。她跟丈夫也一度因为找不到房子闹离婚。

　　然而，“村里的人际关系还有比这些要复杂得多的。”一位前村支部书记说，村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村里的房子出现问题后，村民们多次向村镇干部和寺河煤矿反映情况，希望他们能给村里找到出路。但寺河煤矿表示，400余万元的补偿款已经给了村里。4月下旬，晋城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和寺河煤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均证实了这一数据。

　　与寺河煤矿交涉无果，村民们转而找村干部，主要是向村支书索要补偿款。一部分人拿到了补偿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没有损毁，却被村里确定为危房，也成功地拿到了补偿款，而还有一些人却什么也没有拿到。

　　“拿到补偿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书走得近的人。”这位村民说。

　　猜疑自始至终弥漫着。街头巷尾中，人们总在猜测某某肯定给了村支书好处。被猜疑的人，往往会遭到没拿到补偿款的人鄙视和排斥。

　　几名村民正在与记者闲聊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整个院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她在院里搭讪了几句，但没有人回应她。等她似乎很知趣地走开后，另一个妇女才努了努嘴，做了一个鬼脸，笑着说：“这家和村支书家关系不错。”

　　“村里的风气变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这位村民叹了一口气，“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简直就像有仇。”

　　当这座村庄日渐沉陷，有一种东西也悄然而逝

　　王玉珍如今住着的村委会原办公室，也早已被划定为危房。今年春节，她家连团圆饭都没有吃，甚至，都没有包饺子，只是胡乱煮了一点东西吃。

　　“人都活成这样了，哪还想得起来包饺子。”老太太皱起一脸皱纹，环顾她那只有12平方米的居室。一床一柜一几一沙发一火炉，几乎挤满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只有门前的春联依然鲜艳，给这里增添了些许生活气息。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她与同住一栋楼上的李小志一家共同烧了一堆年火，这年就算过完了。而此前几年，她甚至连年火都懒得烧。

　　他们的楼下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的杂草郁郁葱葱，遍地垃圾。唱戏的舞台孤零零地竖在院子里，空荡荡的。鸟儿们在舞台的顶部扎了窝，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好久都没有唱戏了。以前，每年元宵节，村里都会请外面的剧团来唱一出。王玉珍喜欢听戏，戏台前少不了她的身影。可现在“即使有戏也没心情听了”。

　　四五年来，没有新媳妇嫁到大安头村。“村里小伙子想媳妇都想疯了。”一些小伙子无奈到女方家倒插门。可即便如此，村里30岁左右的大龄青年已接近30个。因此，大安头村，又被村里人戏称作“亢汉(光棍)村”。

　　“家不像家，村不像村。”王玉珍抱怨道，“现在的村子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活力。”

　　村里的小卖部半天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店主干脆闭目养神。不少货物落满了灰尘，他也不擦，似乎也不指望能卖出去。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外，这里没有更多的品种。

　　“以前村里很热闹。”王玉珍说。在房子没有出现问题前，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小孩满月，学生上学，都会有亲戚朋友捧场，吃喝一通，乐上一通。

　　李小志也很怀念从前的岁月，他认为“那种日子过得富足并充满诗意”。

　　那时，村里的男劳力，基本都在外找到了吃饭赚钱的饭碗，日子过得“比较风光”。水泥预制板结构的楼房盖了起来，豪华的家具和新潮的电子设备搬进了家，衣服光鲜了，日用奢侈品也多了起来。男人们隔三差五就会邀朋呼友，搞点新鲜的肉食，炒上几个时令蔬菜，或浅酌，或痛饮，吹吹牛皮，发点牢骚，说点闲话。趁午后或夜晚的空闲，几个人凑在一起，下下象棋，打打扑克，玩玩麻将，时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而笑得合不拢嘴，度过了一段段欢快时光。女人们打着毛衣，纳着鞋垫，东家长西家短地扯着闲话，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掩口吃吃。

　　没有病人或不出诊的时间，李小志也喜欢凑在人群中，开句玩笑，讲个笑话，乐呵一阵。但这几年，他跟王玉珍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