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4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介绍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有关情况，阐述基本立场，并答记者问。图为发布会现场。（新华网 陈竞超 摄）

《中国应对气侯变化国家方案》实施 体现“一个结合”和“两个推进”

   　  中国应对气侯变化国家方案将积极推进应对气侯变化工作

   　 [马凯]: 《联合国气侯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各缔约方都要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侯变化的国家方案，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履行《公约》的义务，按照中国国务院部署，国家发改委会同17个部门，组织了数十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历时两年编制了《中国应对气侯变化国家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实施。

   　 这一方案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侯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侯变化的国家方案。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将对我国的应对气侯变化工作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将对世界应对气侯变化做出新的贡献。

    　 《国家方案》概括起来体现“一个结合”和“两个推进”

  　  [马凯]:关于要采取哪些举措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大家手里的《国家方案》已经做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如果概括起来说，这么大一厚本，体现“一个结合”和“两个推进”，贯穿了一条主线。

    　“一个结合”，就是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国家创新型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两个推进”就是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手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减缓主要就是控制增量，尽可能少排放一些。适应就是对已经引起的气候变化要提高适应能力，防灾减灾，把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在减缓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无非是三条渠道、三个途径：一个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

    　因为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所以，要少排放，就必须节能，节能是最大的减排。所以，中国政府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要下降20%，同时还要调整能源结构，尽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这样，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目前只占不到7%，中国政府想到2010年提高到10%，到2020年要提高到16%。通过这些措施可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树造林，因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排了不要紧，可以吸收，净排放可以减少。“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排放了不要紧，如果能够吸收利用，变废为宝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比如说沼气、甲烷排放、煤层气等等都可以回收利用，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2007年6月4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介绍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有关情况，阐述基本立场。图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陈竞超 摄）

 　　马凯：中国环境威胁论没有事实依据

   　  中国采取有效措施为保护全球的气候作出了自己应有贡献

   　 [马凯]:近几年，关于中国的“能源威胁论”很多，但是现在好像这个言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环境威胁论”的说法越来越多。对此，我觉得最有力的反驳是用事实说话。

    　我只举三组数据：第一组，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就更加少了。

    　第二组数据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统计，这是2006年的统计，是最新统计，统计的是2004年的数据。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

  　  还有一组数据，就是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间，世界平均排位来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到第92位。

   　 第三组数据，就是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也就是说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从1990年到2004年，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但是中国仅仅增长0.38%，也就是说我们的弹性系数小。

   　 面对上述事实，三组数据，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那些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相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保护全球的气候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一支重要的积极力量。我简单举几个数字，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节约了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同期，中国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又净吸收了50亿吨的二氧化碳。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人。现在按2004年的标准，世界每一个人平均每年释放二氧化碳4吨，3亿人就等于中国去年少排放了12亿吨二氧化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去年我们的人口不是13亿人，而是16亿人，那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亿吨，这是中国对控制世界人口非正常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其合理性

    　[马凯]:毋庸讳言，今后在某一个时点，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超过美国，但是具体在哪一个时点，刚才记者说是不是2009年，因为科学家有不同的测算结果，所以还有待证实。但是，在比较中美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就是必须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

    　首先，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不但要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衣、食、住、行、教育、各种文化享受都要消耗能源，相应的都要增加排放。所以，人口大国、人口小国和人口多、人口少的国家在排放总量上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我国即使哪一年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我国的人均排放量也仍然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我的数据是从1903年到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3%，中国同期只占了7.6%。这个数据跟我前面的数据一样，不是中国的数据，而是美国长期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国家实验室的数据。

    　第三，我们认为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看要发展的阶段。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强度是不同的。科学家们说，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的变化，就是抛物线。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减少。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它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现在中国正好是在爬坡的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消耗的能源就比较多一些，排放的强度也比较大一些。

    　总之，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我们认为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而且要看转移排放，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去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家的产品。

    　所以，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

    　特别是在目前，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是处在产业链条的高端，服务业发达、高科技发达，相应它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也相对小一些。而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比如拿中国来说，直接出口的，去年出口钢材2500多万吨、焦炭1400万吨左右。这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还不算，我们还出口了大量的机械产品，里面也有能源消耗，包含禽类，这相应地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在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对这一因素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

    　 各地政府把节能降耗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重要指标

　　[马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能源、减少排放，必须采取综合的措施，包括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我们把节能减排的任务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省市和有关的能源消耗大户。这项措施是一个行政措施，但是它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更重视的是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在法律手段方面，我们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对于我们促进节能减排落实到每一个单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更重视经济手段，比如说我们正在逐步地理顺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使它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程度，一方面可以鼓励能源生产，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耗。同时，我们在财税政策方面，对于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正在落实之中。

   　 另外，各地政府都普遍把节能降耗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不是单纯地看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