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八月六日，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举手要求发言。他向在座的邓小平建议，应该尽快恢复高考，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专家的纷纷赞同。邓小平随即拍板：“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这一年的冬天，共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了此前已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年，每二十九个考生中才有一个考上大学。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只得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三十年过去了，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录取比例约为二比一。

　　三十年的高考，变化的不仅仅是数字。事实上，高考从恢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二百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

　　八十年代末期，大学生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走在计划的老路上，另一条腿开始迈向市场。

　　这种状况持续到一九九六年，“双轨”并为“一轨”。并轨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所有的学生都成了“自费生”，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心中的隐痛。

　　世纪之交，高考的变革开始加速。一九九九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从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变得相对轻松，但随之到来是，大学生失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保障，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凸显。

　　高考的形式在变。一九九八年，教育部提出“三+X”改革方案；二000年，一些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以缓解考生“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二00三年，高考时间由传统的七月七日提前到六月七日，让考生免受酷暑；次年，教育部将“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新举措扩大到上海、北京之外的九个省市。

　　人们对高考的评价在变。恢复高考，使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第五代导演”、“第四代画家”都拜恢复高考所赐，得以登上历史舞台。那时，不会有人想到，高考这一“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会在三十年后被一些学者称为“制约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

　　今年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范谊提交《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引发了新一轮“废除高考”的热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部长周济出面表态：高考必须改革，但不能取消。

　　在中国教育这根长长的“链条”上，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节点”。过去三十年，每一个改革方案的推出，大都利弊同生。这项改革，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引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悲观地说：“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