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1977年恢复高考，给国家带来巨变。这种喜悦仅仅持续了两三年，之后，高考在“文革”前已经暴露的矛盾，考分单一标准选拔、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等，都再次凸显。

　　事实上，在作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时，邓小平同时说的一句话，是“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展现了站在时代前端的伟人的预见性。

　　据教育部考试中心老主任杨学为回忆，在短暂的“改进还是改革”的争议之后，从1981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高考要继续“改革”的字样。

　　此后，经过几年酝酿，以高考标准化改革为发端，中国的高考制度，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求变。

　　在回顾这一进程的时候，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总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过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细节层次的高考时间调整，被普遍认为是高考更加人本的努力，标准化、网上录取、网上阅卷，都是依托于现代科技的改革，也基本上都赢得欢声一片。但改革一旦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招生考试主体，争议和反复就会比较集中。

　　广西的“二次高考”尝试，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样本。

　　2002年，广西实行本、专科高考在时间和试题上的彻底分离，本科考完后再考专科。当年7月，本科高考结束后，9月，9万多名学生投入了专科高考，其中不少是一年之内两次高考。

　　这项旨在改变“一张试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给考生和学校更多选择的分层考试改革，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却在实践中遭遇阻滞。

　　2003年广西两会，11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这项改革。他们在参考了不少群众“呼声”后，开列了二次高考增加考生备考负担和心理压力等“劳民伤财”的五大罪状。

　　2003年，“二次高考”模式调整，本、专科高考采用了套题方式，必考科目同时同题考，选考科目不同试题不同时间考；2004年再调，本、专科所有科目同时同题考，但标准分分开转化；2005年，本、专科统考合一，使用同一分数录取。

　　至此，广西高考全面复辟。

　　对这次分层考试的试水，评价分歧是如此之大，直到2006年2月，一手主持了此项改革的前广西招生考试院常务副院长唐佐明，还在专业杂志《湖北招生考试》中发表论文，论述它的成功和亮点。

　　我们试图就此次富有戏剧性的改革试验的动因、论证经过、决策背景、试验效果进行采访。相关人士却都不愿谈及。随着今年4月唐佐明患病去世，一段距今并不遥远的试验真相，很可能湮没无闻。

　　这也是很多高考研究学者遭遇的困境。为什么这样改，怎么论证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几位专以高考改革为研究方向的学者，都表示，信息公开不够，一些高考改革措施的由来、决策经过，都无从考察。

　　尤其是那些从终点回到原点的改革尝试，因为被认为“失败”，有关人士更加讳莫如深。虽然，往往更具价值的，是这些关于“失败”的总结。

　　唐佐明在论文中稍稍提及了一点广西二次高考的论证经过。他说，从2000年起，广西曾派出4个调研组，先后召开有大中学教师、中学生、家长和教研人员参加的座谈会31次，与会者600余人。

　　据此，二次高考方案应该是在相当的民意基础上出台的。

　　但是，参加了考前专题研讨会的南宁市某中学校长李运芳(应要求化名)却表示，“其实，中学校长们大多不赞成这样的改革”。

　　这不免让人怀疑此项改革决策过程中，有多少来自行政的推力。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二次高考遭遇中学和大学的共同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