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了“明显”两个字

　　主持人：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您怎么理解这项任务？

　　迟福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了“明显”两个字，我想这个“明显”更多的讲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面有明显提高，所以从这一点看讲的是水平，水平是一个结果。那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我想恐怕是要经历两个过程的：第一，我们未来的三、五年有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在发达地区有些地方已经在做了，我很高兴《决定》中提了这一条“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可见现在或者三、五年我们有条件做这个事情。第二，在这么一个统一的制度前提下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水平。因此，“明显”两个字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加快制度统一；第二尽可能地提高水平。

　　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一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作用，该如何估计这一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有些落后的地区，比如一个县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都很低，那你可以想想这个地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如果我们不尽快地解决农村的义务教育的问题，来提高农村的受教育程度，那未来农村的发展就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保障。

　　我在西部也了解到，我们新增加的贫困人口和过去传统的贫困已经不一样了，这里有一个什么变化呢？80%新增的贫困人口都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所造成的，比如家里突然出现一个病人，这个家庭就重新陷入贫困，比如有的家庭孩子受教育程度很低，就使这个家庭再次陷入贫困。也就是说我们新阶段的贫困和传统的贫困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是由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所造成的，而且在西部这个比例高达80%。因此，我们如果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解决好了，就可以找出一条在新阶段消除农村贫困的路子。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40-50%的差距来自于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我们把基本公共服务这件事情作好了就可以明显点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最后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很多都是和城乡差距连在一起的，城乡差距中很大的一个因素又是基本公共服务因素，所以我们把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解决好了对于缓解区域差距、对于缩小贫富差距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前不久我在甘肃省听到他们正想提出一项建议(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实验改革地区)，在那样的西部地区GDP总量要赶上东部是很困难的，在我们现在总体的经济条件下，我们有可能通过财政税收体制的改变使得西部地区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和全国其他农民大概(在最底线上的)基本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要充分估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应该说我们现在有条件做，比如制度统一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发达地区就可以先做起来；第二，水平上逐步提高，我刚才也强调还是有空间和条件的。

　　主持人：那您所说的制度统一具体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一是基本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我们制度统一了，但是我们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教育水平差距太大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由于城乡教师的安排就使教育质量上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基本医疗方面，这块我们需要尽快统一起来，在提高合作医疗的水平的前提下能探索城乡基本医疗对接；三是基本生活保障，比如农民工进到城里以后他们的很多基本生活保障不了，比如他在农村的医疗帐户到城里不能解决他的看病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保障这件事情上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四是公共就业服务，比如我们在湖南作综合实验改革配套方案的时候有些地方是有条件做这件事情的，有些地方领导担心是不是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早了？我说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制度统一问题，而制度统一我们现在是有条件作的，也是可以做的。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还有一个水平的提高的问题，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义务教育在制度上我们已经实现统一了，但是在水平上很难实现真正的统一，比如师资等条件的限制，那对于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迟福林：应该说制度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子女到城里就接受不了义务教育，我们就提出是不是可以通过义务教育券的办法解决农民工子女到城里就学的问题。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是可以做起来的，你走到哪里只要有义务教育券就可以享受义务教育。至于水平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基本性的或者说是一般性的教育资源配置，比如现在在电脑这种配置上应该加大向农村的倾斜，我们必须从制度安排以及水平上加快改善农村教师的身份和收入水平，如果农村教师在制度上不能稳定，在水平上还很低，那么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就很困难了。

　　迟福林谈推进城乡一体化王翰林摄

　　迟福林解读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各项改革间的关系

　　主持人：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我们聊了这么多，迟院长您认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各项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迟福林：在我看来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大题目，其他的各项改革应该为这样一个大题目、大目标服务。比如我们所说的几件事情：

　　第一，现在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中引起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土地问题，其实这个土地问题说到底就是城镇居民和农民权利的不对等，我们现在提的一些土地制度的安排逐步地在朝着大家享受同等的财产权利方向发展。城里人取得了房屋可以进行买卖，为什么农民的房屋就不能够去到市场上流通呢？为什么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可是农民的土地抵押不了，现在还不可能完全作为一个财产性的收入。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次决定中提出“充分而有保障”，什么叫“充分”呢？过去我们允许农民土地流通，但是不能抵押贷款，比如他要开发这个土地可以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但是没有这个权利，我想三中全会以后这块就会有所突破。我说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土地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朝着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权利方向发展。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的来源就是土地财产性收入，而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能够像这次《决定》中所谈到的“充分而有保障”，所谓“充分”不仅仅是可以一般的流通，还可以抵押贷款，实现它的资本化，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开发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再比如谈到农村金融，谈到农村金融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相比所得到的贷款可以相差十倍以上，就是说农民所需要的一些资金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城市金融，农民在现代金融这方面享受度还是太低了，那么我们的农村金融制度往哪个方向发展呢？今后就是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方向来发展，这样才能使农民通过这样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得到更多的支持。

　　谈到其他方面，比如工业、服务体系也好，都是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一体化的大的目标下进行的。所以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大目标，其他农村的各项改革应该服务于这个大目标，我们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了，那么我们所盼望的通过农村改革启动这样一个大市场，我们所盼望的广大农民能分享改革成果，我们所盼望的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应该都由此可以得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