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二元分割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与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迫切的需要

　　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曾给多少中国农民带来痛苦与泪水。一篇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受的岐视、不公的报道；一幕幕农民工在城市缝隙中艰难求生的辛酸场景，曾撼动多少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如今，从待遇上善待农民工、从身份上平等看待农民工、从政策和法规上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已逐渐成为许多城市的共识与行动。

　　昆山经验昭示的未来

　　破除二元分割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一种同情心的需要、不再是农民单方面的呼唤，它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与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迫切的需要！

　　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上，已有许多地方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中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

　　在被称作“华夏第一县”的江苏省昆山市，105万人民不管有没有工作单位，也不管居住在城镇或乡村，只要拥有一张医保IC卡，就可以在昆山所有的医院看病。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对本刊记者介绍说，从去年开始，在昆山，无论是城镇职工、无业者、儿童、老人还是农民，只要他们每人每年出60元加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一级财政就将补贴90元，镇财政再补贴90元，村集体补贴20元。这样，大病治疗，最高可以报销20万元。

　　昆山基本医疗保险这种城乡“无缝覆盖”的做法，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尽管目前这一做法还很难在更大的范围推广，但它却昭示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昆山的今天也许就是其他地方的明天，因为城乡统筹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

　　第三座里程碑

　　当本刊记者回顾、梳理中央有关城乡统筹的决策时发现，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在非议、争论中产生的话，那么城乡统筹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方向十分明确，并且其思想每一年都在不断深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六大闭幕一个多月之后，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有七大目标和任务，其中第二个就是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2004年9月，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对此评论道：“在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实际上是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高到现阶段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

　　2005年，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写进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观察家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每一次的内涵和目标、要求都不一样，而这一次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2006年秋天，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六中全会，讨论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中，将逐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内容。这些目标实现了，最终受益的主要是农民，也就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统筹的步伐。

　　到了十七大，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新要求。

　　对于城乡统筹，有学者给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发展第三座里程碑”的高度评价。第一座里程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使农民翻身当家，做了土地的主人；第二座里程碑是改革开放的家庭承包制，打破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座里程碑是统筹城乡发展，它是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对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根本性政策。

　　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个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国家出台了以“四取消”(取消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四补贴”(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直接惠农政策，制定了对粮食主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实行奖励补助的激励政策，实施了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的调控政策，强化了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政策，建立了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促进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含金量高、推动力大、操作性强、受益面广，农民群众的心气越来越顺。

　　在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市，着力在破除户籍限制、统一社会保障两个“改点”上做文章。成都逐渐建立起打破二元分割、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年，成都为农民工专门推出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包括工伤、养老、医疗等三大块，交费比较低，但是享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待遇。2004年初，针对征地“农转非”劳动人口，成都推出“失地农民社会保险”，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险。2006年，成都开始在金牛区、金堂、双流三地试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项险种专门针对城镇低收入人群。2004年初，有地农民开始参加“新型农民养老保险”。今年，该市出台《促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意见》，“让进城务工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何健生这样评价。

　　进城农民面临的社保衔接、入户城市以及如何充分就业和获得住房保障，都是些棘手问题，但也是改革要突破和完善的领域。成都市有关负责人说，改革配套措施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紧密相连。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如果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推”，那么这次出台的政策就是在“拉”。

　　更重要的是，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已开始着手构筑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根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加大农村财政投入为标志，开始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以取消“农业四税”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公平统一的税赋体制过渡；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变；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方向迈进；以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以全面保护农民工权益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方向发展。这些制度的着手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使更多的农民切身感受到中央政策带来的贴心、温暖和实惠。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又处在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要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还要继续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