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预防泡沫风险和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泡沫经济必然经过“疯狂(Crazy)—恐慌(Panic)—崩溃 (Crash)”三个阶段, 股市特点经常用“随机游走”、“非理性”、“过度交易”、“羊群效应”、“蝴蝶效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等生动词汇来描述，信心、预期、跟风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主宰，金融市场天生具有“不稳定性”。可见，泡沫经济经过集体疯狂和非理性狂热后，最终必然破灭，泡沫经济越早破灭，代价与危害越小。为此，我们认为，在股市、楼市的调控上，应以“求稳、降温”为目标，防止“猛涨”、“狂跌”两个极端，提前预防大起大落。现在的关键是抑制住过快上涨的势头，首先防止猛涨、此后防止狂跌，力求保持平稳。

　　1．增强危机意识

　　世界经济史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较快发展中幸免于经济金融危机。中国今后能否成功避免危机，再创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有一定可能，但关键在于增强危机意识，始终防患于未然。泡沫经济正是“市场失灵”、需要防范和调节的领域。

　　当前股市楼市有泡沫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是否过度；有泡沫并不可怕，认识不清才可怕，应对不当更可怕。任何风险的化解，总是越早越主动。只要应对有力，就可以避免风险、兴利除弊。要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用好政府的间接手段，进行及时、有效的间接调控，努力保持资本市场基本稳定、金融业基本稳定和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要积极建立泡沫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对于导致危机的潜在因素，如通胀、汇率、房价、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加强综合监控。

　　2．千方百计确保股市平稳运行

　　对于股市，股民与政府是不同心态：股民因为利益攸关，都希望股价不断上涨，赚钱更多，如同“非法传销—老鼠会”一样，都希望有更多的“下家”，他们厌恶甚至仇视政府调控，90年代曾有股民想报复进行调控的领导人的传言。但政府考虑的应是国家整体利益，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泡沫可能危害到更多普遍老百姓，所以必须客观中性一点，及时加以引导和调控。政府既要鼓励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要预防泡沫风险使居民虚拟财富化为乌有。

　　从长期来讲，我国股价确实有很大的上涨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持续狂涨的合理性；从个别事件来看，北京银行上市当天就产生4147名百万富翁、8名千万富翁并不奇怪，但如果一个社会出现靠资本市场来致富的热潮，那一定是狂想。现在股价高的集中于金融、房地产行业，许多企业盈利高涨也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股市，显然出现了市场预期高涨的“自我强化效应”。中国工行7月份市值达254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到10月份远远高于第二的花旗银行，这是否是好事？值得深思。

　　股市的调控目标不是制造波动，更不是让其破灭，而是促其平缓，促其调整，预防狂热，延缓股价猛涨势头。要以基本稳定为目标，既要抑制股市的过度投机需求，更要增加股票、债券等投资渠道的供给，防止暴涨暴跌、防止大起大落。

　　第一，强化舆论引导。建议媒体对几百年来的重大经济泡沫及其危害进行报道，包括跳楼自杀的案例，以昭告世人，成为警示，形成信息引导、信息调控，以尽政府之责。心理是关键，要培养股民成熟的投资心理。

　　第二，切断违规信贷资金与股市、楼市的脐带。尽管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是方向，但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在很长时期内不会改变，银行安全十分重要。建议加强对信贷资金投向的监管，切断银行和股市之间的非正常资金流动，减少信贷资金进入楼市的比重。

　　第三，增加优质股票供给。多疏少堵，增加优质金融资源的供给，拓宽投资渠道，比如积极减持国有股，以收益充实社保基金或投入再生产；增加大型国有企业 A股上市，增加优质蓝筹股的供给；大力发展公司债券，为散户和机构投资人提供有吸引力但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防范风险与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并重。

　　第四，加强对“大户”的监督。现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应是市场上公开的、最大的“庄家”。对大股东行为的监管是监管的关键。要做好信息披露，强化对可能影响股价的关联交易的监管。

　　第五，适度调节股市涨、跌停幅度。股市的真正风险在于大起大落。建议在狂热高涨期，收窄涨停板；在恐慌回落期，缩小跌停板，用公开的、间接调控手段，既给疯狂降温，也给恐惧减压，使人们回归正常和理性。今后可在必要时开征资本利得税。

　　第六，回收流动性。通过发国债、提高利率、缩小存贷利差等多种措施减少贷币供给、增加资金成本。

　　3．大力优化房屋供求结构，从源头上遏制楼市泡沫

　　第一，要认真区分政府与市场在楼市中的作用界限。人多地少、土地紧缺是国情，在土地产权不明的情况下，土地的配置如何才能更加合理？公开化、市场化是出路之一，以提高房地产成本，给失地者合理补偿。建议提升高档房地产的土地、水、电价格和税收；政府把提供安居房作为“公共职能”的一部分，在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当然，在地价、操作等方面，要公开透明，有竞争，特别是要市场化运作。

　　第二，要加强监控和引导。2006年11月我国金融领域全面对外开放后，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其中相当部分投机房地产，投机之风日盛，对此需要加强监控和引导，防止泡沫的蔓延与膨胀。要尽快出台措施，增加房地产拥有和换手成本，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

　　4．密切监控国际游资。

　　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与监管能力相一致。我们首先要立足于金融弱国的现实，谨慎开放资本项目，因为我国在法律制度、监管能力、经验、心态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按照承诺，我国将在下半年取消对于外资券商进入内地市场的禁令， QFII额度将由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但是在国内外汇过剩情况下，海外融资、引进QFII的力度都应该减弱。建议今后择机征收托宾税，提高投机资本的交易成本。当前，特别需要密切关注短期热钱流入和外债动向，尤其是针对短期外债的过快增长，应尽快制定对策。

　　5．高度重视治本措施

　　第一，多管齐下抑制外汇储备增长。要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项目“减收增支”：除了抑制贸易顺差增长过快、提高外资质量外，更要把重点放在控制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数量、减少海外发行股票及融资的数量、扩大对外投资和进口、积极“藏汇于民”等方面。既要调节QFII增长节奏，也要扩大QDII能力。

　　第二，尽力扭转外汇市场供求失衡局面，设法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持续不断，是当前外部失衡的一大症结。汇率稳定、紧缩性货币政策、保持商业银行盈利三个目标，难以同时达到。我们要加强研究，科学评估汇率政策，权衡利弊，推动汇率市场化，合理扩大浮动区间，该多升就多升、该贬就贬，避免矛盾累积。

　　第三，加大抑投资、扩消费力度。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高投资，高投资也是粗放式增长的根源。只要投资高增长适度回落，许多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扩大消费关键是增强消费能力，要下真功夫纠正内部失衡，出台工资增长的硬措施，确保初次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再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

　　第四，强化政策的综合配套与弹性。当前是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更好作用的最佳时机，汇率、利率、税率可以灵活调整、加强配套。这些指标可以一个个地调，可也列出先后顺序、出台时机，准备好备选预案。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处于“收紧” 期，应采取适度的紧缩性政策，缓解流动性过剩。在政策手段选取上，不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紧，而是多紧；不是猛紧，而是慢紧。

　　第五，努力保持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应借鉴我国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1994年我国治理泡沫经济、实现软着陆，为避免危机奠定了基础。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在连续6年高增长后，总量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整体偏快易使矛盾此起彼伏。“三过问题”、“三价”（房价、股价、物价）轮番攀升问题，说到底都与宏观偏快有关，所以，当前也宜有“软着陆”之类的调控目标。在增长方式粗放、政府主导较强、无效投资较多、发展代价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不宜过快，以9%左右为基本目标，实现总量上的适度从紧，加大投资的环境、资源、资金和人力成本，在财税、货币等政策上加以配套，争取又好又快、“好”在“快”前。

　　最后，我想阐明的是：泡沫经济是“市场失灵”的集中表现，任其自生自灭危害甚烈，倒霉的必将是大批老百姓！如果未雨绸缪、应对得当、监管有力，就可能避免危机，再创世界发展奇迹！ 杨正位（《中国战略观察》研究员） （2007年1月构思、5月成稿，2007年10月更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