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内的高级官员和全国各地最知名的专家齐聚北京，把脉中国下一步的社会保障改革。

　　 引人注目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在会上透露，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

　　 也就是说，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与会专家立即对此进行了热议。

　　 记者昨日从有关方面了解到，“晚退”方案的提出，根本动因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金缺口增大，“晚退”可以延迟社会保障福利支付，减轻社会负担。但很多专家对此表示担心，退休年龄推后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养老金的压力，但会不会顾此失彼，导致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恶化？

　　 推迟退休，老年人“霸岗”会不会导致社会效率降低？这到底是缓解老龄化问题的良策，还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些问题如何厘清？

　　 老龄化加速

　　 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

　　 在论坛上，何平指出，当前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较多。一是农民、农民工和城乡无收入老年居民无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二是覆盖面窄，当前我国1.53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仅4400万人，不足三分之一，原因是养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三是公共财政缺位，未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

　　 在养老金缺口大的背后，是我国老龄化的加速。据2005年官方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7.5%增长到14%。预计到204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从近两年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出中也可见一斑——2006年，我国养老保险金总支出4897 亿元，比上年增长21%；2007年为5965亿元，同比再增21.8%。

　　 早在2006年4月，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郑斯林就透露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当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

　　 专家算账

　　 晚一年退休减缺口200亿

　　 何平表示，我国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老龄化是最大的挑战。预计本世纪30年代，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期，老年人口达3.5~4.5亿，并有30至40年左右的高位保持期。同时，未来12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0%，出现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拐点，城镇养老金缺口也有扩大的趋势。

　　 他透露，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延长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2020年、2030年、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分别由3.0、2.4、1.8提高到3.8、3.2、3.1，实现3比1的控制目标。

　　 根据这一方案，在2030年前，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早已有之，但因被指不利于解决就业难题受到诟病。如今“晚退”再被推上台面，背后动因是养老金的缺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社保问题研究专家郑秉文认为，在全球170多个已建立并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大多数国家选择把法定退休年龄逐渐延长至65岁或67岁。他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因此，“晚退”可说是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的“猛药”。

　　 权威视点

　　 中国已具备65岁退休的条件

　　 延迟退休是一把双刃剑，最大的负面效应可能是导致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今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报，我国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每年超过2000万人，但我国每年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这意味着每年有近1000万城镇人口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国家老龄委却表示，2020年前是我国快速老龄化阶段，其间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

　　 郑秉文表示，从全世界范围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随着居民医疗水平的提高，可工作的时间也大大提高，退休年龄延后势在必然。通过参数调整调节养老待遇水平是全世界通用的做法。

　　 他分析说，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在内，企业的缴费率已经达到70%，这个费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已经没有了上调的空间；而随着物价上涨等因素，职工退休后待遇水平近年来大幅缩水，整体已经下降到几年前的50%，所以待遇水平不能再降了。唯一可调整的只有“享受待遇的条件”。“企业效益不好，很多人不到60岁就‘早退’，把我国的实际退休年龄拉低了。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延迟的空间。”

　　 但郑秉文同时强调，不宜搞“一刀切”——“不同的行业可以有不同标准，像高危、高污染行业职工就可以早退休。”

　　 著名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表示：“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同时，由于现在用人单位用人机制灵活，再加上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员工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对岗位的需求不同，不具有互相替代性，所以对就业难影响不大。

　　 记者调查

　　 企业和员工心态都复杂

　　 政府部门期望适当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延迟社会保障福利支付，从而减轻财政支付压力；而已经交纳养老保险到一定年限的职工则希望适当提前退休，以便早点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矛盾随之产生，不论是企业和员工，心态都十分复杂。

　　 不少用工单位感到“又爱又恨”。一方面，用工单位希望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职工能长期为企业服务、推迟退休；另一方面又希望普通职工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员工能“准时”退休，甚至“早退”，即可空出岗位引入新人。深圳一家知名的电子产品销售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马女士表示，对于为公司成长打拼了几十年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说，公司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延迟退休。

　　 另一方面，准时退休也很有必要。“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员工不退休，新员工名额必然会缩水。同时，不少老员工的工资是新员工的两倍，高龄员工准时退休肯定可以减少支出，也可以节省高龄雇员较高的社会保障税费支付和企业年金缴费，何不腾出费用招更有创造力的新人？”

　　 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名广州白领，对此赞成和反对者各占一半。在友邦保险工作的徐小姐表示，随着寿命延长，60岁并不算老，尤其是女性，50多岁的年龄正是“当打之年”，“晚退”无疑是对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反对者则表示，在退休前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交纳了社会保险，凭什么让我多干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