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辉煌与挑战

　　著名导演贾樟柯的获奖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麻幺妹拿出16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她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不经意的一幕，无意间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但就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播之时，在东莞高歌猛进了近20年的“打工经济”已经疲态毕现，2007年GDP增速首次下降，“民工荒”、“电荒”、“企业外迁”等更成为媒体近几年报道东莞时最常用的字眼，此时的东莞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一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图景：谁都知道原有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如何转型，转型能否成功，谁的心里也没底。如果旧的产业转了，新的又没有来，东莞将何去何从？

　　在全国产业梯度转移、各地都热衷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东莞的今天，很可能是很多城市的未来；而东莞的困局，正是今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局。

　　东莞凭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东莞的名声在外，全国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读出“莞”字。而东莞这个因为历史上盛产“莞草”而得名的城市，在之前的1000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它时而属于增城，时而又被称为宝安。直到虎门销烟，东莞才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虎门是东莞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2年，又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属惠阳专区。 1985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直属广东省管辖。而此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盛了几十年的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正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于是成为首选。

　　然而，在港商可能的一众落脚点里，东莞的条件看起来并无多少突出的地方：东莞虽然也有大量的海外东莞籍乡亲，但比起潮汕、江门的五邑显然相形见绌；东莞本地并无多少工业基础，这一点也比不上顺德、南海，但是，20年后的今天，东莞却成了珠三角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就成了当然的代表。那么，东莞凭什么？

　　“东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告诉记者，“天时是改革开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地利是濒临香港、深圳，是来往广州、深圳的必经之地，人和则是东莞抓住了机遇，大干快上。”

　　显然，在这三个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为根本。改革开放和香港产业转移对广东其他地方也同样具备，而这些地方当然也准备“大干快上”。深圳知名民间区域经济观察者金心异就认为，东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体制优势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证明了地缘优势的一本万利。生存于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夹缝中，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却是东莞经济成长的难得条件，是其他同类竞争主体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这就不难理解，在广东省内，同样面向香港、接续深圳，在九龙、罗湖到东莞市区、惠州市区直线距离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仅因与广州距离的相对疏远，惠州与东莞虽比邻而居，甚至还曾一度是东莞直接的行政上级的所在地，却永远谱写不出东莞那样的辉煌。

　　而广、深都誓言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来，两地的低附加值“三来一补”产业也开始转移，加上此时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开始转移大陆，这些都成了东莞经济后来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枝独秀的重要推手。

　　而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在自己的辖区也克隆了这种模式，把招商引资权全面下放到村镇，村、镇自建工业区和厂房，自行招商引资，产生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村镇直接竞争的结果，就是外商投资项目除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其中就有对各种不利于招商引资的法律若明若暗的违反和抵触。东莞厚街镇的一个村干部就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外资在他们那里不但不用交税，环保、劳工方面也放得很宽，有工人投诉一般都会压下来。

　　自1978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以来至今，东莞在20年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凭借着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变身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令东莞人欣慰与自得：“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

　　2007年，东莞的GDP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10。而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东莞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最显著和最典型的代表。

　　转型的压力

　　东莞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江西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对东莞这样之前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而言，在一定的时间里采取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得已。

　　但到了2004年以后，东莞模式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先是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其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推行等一系列因素，加剧了相当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另外，由于以村为阵，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是典型的“马路经济”。同时，电力和水资源也很紧张。一些地方停电的频率已从以前的“停二开五”上升到“停三开四”。在沙角镇有一家电厂，虽然污染很厉害，但政府也不能让它关闭，只能改良它。如果电厂倒闭了，许多企业也将面临倒闭。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东莞自去年开始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小云告诉记者，各个村镇、行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相同的，港资的企业因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受影响较大，而台资、日韩资本和西方资本则受影响不大。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因为聚集着京瓷、柯尼卡等大的电子企业，反应趋淡、波澜不惊。而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则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10%到20%。”

　　而对于倒闭、迁厂的现象，李立勋认为不完全是负面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留下来，那些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企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淘汰。它们走了，才能给其他产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封小云也认为，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以前东莞每年也有七八百家企业倒闭，去年达到了1000多家，这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东莞官方的说法也是，这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