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型？

　　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收紧，留下来的企业未来是否要迁厂仍是未知数。

　　其实早在1994年,东莞就开始实施以产业集群升级为目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三个转变”思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但由于仍有一定资源接纳加工型企业，各种成本仍然很低，原有模式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各级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企业向东莞的涌进，这次转型可谓无疾而终。

　　但今天，种种迹象表明东莞的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转型的外在压力已经足够。现在，在东莞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就是“双转型”，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显然，这是东莞经济迟早要走的一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目前显然还没有明确的路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一过程中GDP增速的减缓和产业空心化？旧产业、低水平的劳动力离开东莞，新产业、高层次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在东莞市劳动部门备案的工业企业用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达60%，具有职业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仅占17%。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3月26日在东莞调研时向东莞官员“施压”：“‘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要求……东莞现在人均经济水平在珠三角地区相对较低，是因为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则与人口素质不高有关。”

　　其后不久，东莞市领导在讲话中呼吁通过提高房租来减少低层次的外来人口，这一想法不仅遭到了广大外来人口的抨击，而且也遭到了有户口的本地人的抵制，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房租收入，而企业搬迁则会减少厂租，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东莞的外来人口据估计有1000万左右，但户籍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其中大部分以房租和厂租为生。李立勋就认为，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现代化，但生产方式却是原始的地租经济，再加上过分务实的性格，往往对转型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丁力则告诉记者，尽管东莞市政府对“双转型”三令五申，但村镇一级大多抱着“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态度，不肯牺牲眼前利益。

　　东莞厚街镇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三来一补”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在今年东莞市的两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今后东莞市镇、村两级财政由市财政直接负责，同时将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东莞的户籍人口。可是，东莞市镇、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还没走向绝境的情况下，市财政能一包了之？

　　而此时，东莞处于广深之间的传统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从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上来看，深圳已经和香港打成一片，两个城市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物流、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很有规模；另一端的广州是省会，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各类基础设施进步很快。两个城市正叫板新加坡和首尔。在两地已经成为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的情况下，东莞凭什么与之竞争？

　　尽管如此，东莞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产业转型的新苗头：在以制鞋闻名的厚街镇，除了星罗棋布的鞋厂，也出现了一些鞋类会展业；名家具展从1999年第一届的“初试啼声”，时至今日已“名声远播”，规模从初期的4万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成功跻身继意大利米兰和德国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中国印刷技术展永久落户厚街。现在每年上规模的工业展近20个，厚街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会展名镇”。还有企业则通过购买高新设备，减少人手，以实现升级和转型。

　　但不管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做内销，或建立自己的品牌，都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一个从事生产加工出口多年的工厂，他们的专长是生产，你如何让他们同时兼顾分销网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认为，东莞产业转型是艰巨的，不可能马上就实现，真正要达到目标起码需要10年。

　　“东莞化”的隐忧

　　转型和升级在东莞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到底谁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显然还没有定论。

　　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丁力认为，外资企业是典型的“松脚型”经济，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封小云也认为，外资是没有忠诚可言的。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他们的属地性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外资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大多都不在中国，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也都在台湾，在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在此前提下，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的不足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东莞政府部门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东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只有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0.7%。在东莞全市15300多家外资企业中，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只有184家，所占的比例为1.2%。其中，投入50万美元以下的有111家，占全部研发机构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机构只有1家，84.2%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在50人以下。

　　和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强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东莞在过去20年实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时候，缺乏办工业经验的政府没有能力强力掌控经济，到了后来，发现不管也能发展得很好之后，政府也就没有多管。但近几年，为实现转型，东莞政府开始有向强政府靠拢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设法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和设立松山湖高科技园。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归根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在东莞仍存在大量制造业并大量缺工的情况下，一味驱赶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并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园以优美的环境著称，但园内略显萧条的景象则告诉人们，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政府组织和策划的结果。丁力就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东莞要切记不要用过去的、过时的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就在东莞模式已陷入困境，东莞为了经济转型不断探索和试错但仍不得其门而入时，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模式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称为“珠江模式”。时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几个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东莞一枝独秀。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而这也只是因为昆山比东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国其他地方，包括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天津这样的新特区，也正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放弃了自主工业化的路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模式”容易迅速见效，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经济增长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业化则费心力而难见效，影响政绩。如果这只是个别地方的选择，还可理解，但当它成为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时，又是何等可悲！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自发生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实力稍逊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有利生产体系发展起来，如沃尔玛，它自1999年进入中国，2003年就在500强中排名第一，这与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密不可分；还有康师傅和富士康等，皆是如此。这些企业当然增加了中国的GDP，但要靠它们来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