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这位老记者至今忘不了这样一次采访。

　　那是5月17日上午，离地震发生近5天，朱玉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注意到一位老师的手中拿着一张白纸。

　　看上去，这仿佛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但当人们把这张纸捧在掌上，迎着阳光，眯起眼仔细查看，却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刻痕。没有人知道那是用什么东西刻出来的，但能辨认这些刻出的字迹——“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

　　采访中她得知，当人们发现这个孩子遗体的时候，他的怀里还紧紧搂着这张白纸。那是他在废墟下跟爸爸妈妈最后的告别。

　　而最令南香红内心感到疼痛的一次采访，是在映秀小学。在那片小山般的废墟前，她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每当有士兵抬下孩子的遗体，她就要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辨认孩子的面容。她读五年级的孙儿，还埋在废墟下，孩子的父母早已放弃了希望，但这位双耳失聪的老人，却独自一人在这里守了10天。

　　老人背着一个大筐，里面放着一套干净的衣服，以及一块白布，她告诉南香红，如果找到孙儿，还活着，她就给他换上新衣服，带他回家吃饭，如果孙儿死了，“就用白布擦干净，然后盖上”。

　　那一刻，南香红痛哭流涕，“几近崩溃”。

　　对于年轻记者吕宗恕来说，那个留在他照片上的女孩，是他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痛。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吕宗恕第一时间赶到了都江堰。在一家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他遇见了那个下半身被压在废墟中的女孩。女孩的丈夫焦急无助地守候在边上，吕宗恕帮着拨通了警方电话，但因为急着赶往映秀镇，没能待太久，他只是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也忘了打听这对夫妻的姓名。

　　但时至今日，女孩求生的目光、试图爬出废墟而拼命撑起的手臂，还有被压住的身体，却一直留在这个30岁男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先后四次去过都江堰，都去建材市场打听女孩的消息，但一无所获。

　　“我应该等到她获救再离开的。”他内疚地说：“现在想想，这或许会让我内疚上一辈子。”

　　的确，几乎每个在第一时间去过地震灾区的记者，都会遇见类似的故事。那些交织着死亡和悲伤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渗透进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迸发出来，而保存这些记忆的人，又会感到怎样的痛楚。

　　3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种“灾区采访综合征”，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就像是“一条大尾巴，漫长地拖在身后”。

　　在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9月初的那段时间，吕宗恕又连着做了四天噩梦。

　　第一个晚上，他梦见映秀镇的“万人坑”，背景是低沉的哀乐，还有连续不断的鞭炮声。他突然感觉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惊醒。

　　第二个晚上，他梦见自己把一个人的双手砍断，然后扔进一堆杂草中，被一个邻居老太太发现后，吓醒。

　　第三晚和第四晚，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万丈深渊，高速坠落了很久，吓醒后，又是一身冷汗。

　　而那段时间里，朱玉原本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恢复”了，但有一天吃橘子时，家里的保姆无意中问了一句：“北川不是产橘子吗？不知道那儿的橘子怎么样了？”朱玉立刻如同被雷击中一样，扎在沙发里嚎啕大哭起来。

　　此前，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朱玉看着“笑脸伞”上那2008张孩子的笑脸，又开始“莫名其妙”地流泪。因为这让她想起在北川幼儿园边上看到的那块写着“离奥运会还有88天”的大牌子。

　　只要有空，朱玉就会到腾讯网的地震遇难者网上纪念馆，给她知道的每一个遇难者献花、敬酒、留言，一遍又一遍。

　　“我从没有用任何方式使自己速愈，因为我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她说。

　　在这半年时间里，朱玉收到过无数条安慰短信，但只有一个去过科索沃的战地记者发来的短信，让她觉得安慰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我看了你写的稿子，你不该这么投入。这样的痛楚，它会渗透进你的骨髓，会超乎你的想象。”看着这条短信，朱玉的眼泪一下子又流了出来。

　　后来，这个战地记者告诉朱玉，在科索沃待了3年后，她终于去了德国。当她一个人坐在新华社驻德国的办事处门口，大太阳晒得身上暖洋洋的，周围一片祥和，没有炸弹的爆炸声，她望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失声痛哭。

　　朱玉说，自己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回到北京后这么长时间，有时，她开车行驶在北京的街头，听着车里的音乐，想起灾区的那些事情，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有时，她看到北京街上的交警，依然会想起北川那个叫杜文君的生死未明的警察。

　　那是她5月17日刚进北川县城时，在一辆被巨石砸毁的警车边，捡到的一顶交警的大檐帽。帽子里写着这个名字，边上还用圆珠笔画了一张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