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形成低端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调整就会遥遥无期。我们不能停留于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李庆文：过去我国经济很大一部分是靠出口拉动的，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是否可以这样说，这种靠出口实现的增长风险是很大的？

　　高铁生：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国的优势不在于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我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因此在国际分工、产业转移过程中，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的是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逐渐掌握国际产业链高端环节的运作能力，然后才能从所谓“微笑曲线”的底部逐渐向高端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正是在走这样一条道路。过去国内主要搞来料加工，后来靠贴牌生产，到了一定程度时，就能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乃至产业升级。但是这一过程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如果满足于初始阶段那种局面，结构调整就会遥遥无期。

　　李庆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们也都是外向型经济，而那次危机后我们的沿海地区取代了四小龙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比如制鞋业、制衣业等。但十年下来，以广东为代表的经济区域此次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所以说，我们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应该攀登得更快一些，不要总是依靠劳动力生产成本比较低的竞争能力实现出口。比如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都是贴牌生产，当国外的一些汽车企业此次受到影响时，我国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高铁生：出口拉动型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阶段，但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客观上也逼迫我们改弦易辙。当然，我们在这次经济调整中，应当对于这些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给予更多的支持。

　　要使市场机制本身的调整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防止矫枉过正。

　　李庆文：政府投资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国外已奉行多年。市场较好时人们会呼吁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而在市场出现问题时，人们又会期待政府干预。我在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法，摆脱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政府干预得越少越好。

　　高铁生：这应该是一种理想。市场经济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是正常的。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也一直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想使这种波动的周期延长，使带来的破坏能够减轻。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迄今人类对市场经济还并不完全了解，每隔一段时间也还会集中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宏观调控下重手来校正。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人们忽视宏观调控的作用，对市场机制给予了更多的信任，甚至产生了某种迷信，所以导致出现今天这些问题。但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现在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不要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自身的弊端的时候，进而去否定市场机制。因此，我们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甚至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尽量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损害。但是在政府进行干预时，要注意使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使我们的市场体系更加健全。这就要求把市场机制本身的自我调整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干预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克服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同时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如何使4万亿投资项目得到很好的落实，应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试验田”。

　　李庆文：这次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说修正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也应该注意方法，尽量多用一些法律、经济的手段，少用一些行政的手段。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很担心，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后，各级政府都行动起来，这样是否会强化政府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另一种依赖”。此外，政府的投资行为如何规范？政府的投资效益如何评估？

　　高铁生：是的，政府的决策如何更科学？监督机制如何更完善？都是很重要的。因为4万亿投资是政府的决策，不是市场的决策。历史证明，政府决策也会有其不足。而且这次干预带有急转弯特点，时间很紧急，有些项目有储备，有些项目可能缺乏储备。这种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投资行动如何避免决策失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应该很好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比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同样启动内需，但启动之后大家发现像一些高速公路等等大型投资项目出现了一些“豆腐渣”工程及腐败案件。那么这次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需要认真思考。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来自地方、来自部门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饥渴和追逐。但是，与对项目的追逐热相比，如何使投资的方向选择、项目的确定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方面，颇有些过冷。因此，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外，还应广泛听取来自科研机构与民间的声音。与国外相比，我们非政府机构监督政府决策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小。我倒觉得现在应该主动欢迎和吸引一些研究机构、民间机构参与从决策到落实的全过程监督，并为他们参与监督创设必要的条件，由此形成良好的民间评议、监督机制，随时纠正投资可能带来的失误。

　　李庆文：我特别赞成你的说法。我们千万不能重蹈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就是有了资金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分项目、分资金，地方跑项目、跑资金，地方为了要资金做的是可批性报告，政府做的是可批性的论证。这样的话，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高铁生：是的，我觉得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不要停留在一般的讨论层面。如何使4万亿投资项目得到很好的落实，应该成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试验田”。

　　李庆文：我觉得项目的立项、确定、投资过程应该更加开放、透明，应该接受来自有关方面的监督，并且把相关的项目公布于众，让每一个公民、纳税人都知道，纳税人的钱都投到哪里去了，这些项目都批给谁，谁是项目负责人，谁应该对项目的质量、未来效益负责。我觉得这种透明度和公开性是应该加强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措施，您觉得今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高铁生：我觉得应该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因为我们现在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国家如此重要的开支，老百姓当然有权过问。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老百姓如何能够过问。一些重大项目在通过人大和国务院讨论通过前，还应接受一些专门化的非政府组织咨询、评估和论证。

　　李庆文：目前，有报道称，国务院要成立20个检察组来监督这些项目的实施。我认为完善监督机制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能够使多种力量、多种声音起作用的机构。如果仅仅还是依靠行政部门的监督，可能会有缺憾。现在，对4万亿如此大的投资行动，我们的监督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全社会的监督。

　　高铁生：我同意。一方面要确立项目法人的终身责任制，另一方面要有纪检监察等事后监督机制。此外，不可缺少的是让经济学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专家等相关人员进入监督机构，甚至让一些具有专家水准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庆文：我认为，我们媒体目前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能够通过舆论的力量促进这4万亿的投资投得更好，同时通过舆论的力量引导社会、引导经济快速回升，使中国经济平稳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