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12月1日报道称，一条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帖子近日在各大论坛上引发了热议。帖子转载自华东政法大学文学院杨师群教授11月24日的博文，文中披露说，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涉嫌“反革命”，有关部门已就此立案侦查。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杨师群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也有网友认为，学生宣示自己立场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网友们普遍希望，双方能对质说明真相。

　　这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支持教授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没错，认同学生宣示自己立场的做法这也没错，但即便双方如人所愿“对质”了，能有什么“真相”可言？对此，我们只能说：太荒诞。

　　一则这当是一条“小儿科”的法理常识：“人不以其言而获罪”。在本国根本大法《宪法》中，它首先体现为《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次，对于涉及政府机构自身的公民言论，《宪法》第四十一条进一步具体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那么，我们姑且不论杨教授在课堂上是如何“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的，也不论他的批评用语是否得当，但这些言论内容，可否想当然地视作“检举”依据，乃至是成为了“有关部门立案侦查”的对象？若然，首当其冲需要郑重判定的，恐怕并不是杨有否涉嫌“反革命”，而是公然违宪、公然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该如何追究，如何处置。号称政法大学却目中无法，这是荒诞其一。

　　二则更为荒诞的是，与这“目中无法”相对应，“非法”俨然成了政法大学门头上正儿八经的“法”——“反革命”是也。诚然，略知本国现代史的人，对“反革命”自不陌生，曾几何时，它被称作“性质最严重、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犯罪”，在文革中，获此罪的“反革命分子”更是多如牛毛，“臭老九”们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若想给任何人判定这项罪名，我估计，全国的法官们都唯有活活憋死的份了：现行任何一部法典，包括专门定“罪”的《刑法》都毫无可据。

　　原因倒也简单，1997年《刑法》修订后，原本这包括了“5大类17个罪名”，人心惶惶近半个世纪的“反革命”寿终正寝。其中。大部分内容因与时代格格不入而被摒弃，小部分则严格以“危害国家主权”为准则转化入并“危害国家安全罪”。即便我们用脚后跟思考，恐怕都不难理解：教授课堂上“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与这“新反革命”压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那么，给他人安插上“反革命”假罪，自己是否有点“革命”过头了？是什么“真罪”看看课本去吧。

　　杨师群在博文中如是写到：“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是的，我们大可不必怀疑两位女大学生爱中国文化、爱政府是真情实感的，是白璧无瑕的。而“年轻人犯了错，上帝都会原谅”，我们也大可权当笑话，笑一笑，宽容她们单纯的无知、真诚的罪过。但我们绝对不能不困惑的是，除了“反革命”之外，她们还知道什么？换言之，我们的政法大学究竟传授了学生怎样的政法？学生检举教授“反革命”会否只是一次预演，当她们走出校门成为政法工作者，举目望去又会否满大街都是可耻的“反革命分子”？

　　历史早已表明，如果真荒诞到这个地步，那就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情了，而是绝顶的恐怖事件，这才是真的可怕。一言以蔽之，政法大学课堂上闹出“反革命”，未免太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