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粮票属于“投机倒把”

　　在上世纪80年代，贩卖粮票是“投机倒把”行为，被抓住了要判刑的。有一次，我们乡政府根据群众的举报，抓住了一个贩卖粮票的年轻人。刚被抓住，那个年轻人就支支吾吾说要上厕所。没办法，这个要求我们不能不满足，可我还是觉得很蹊跷。等他从厕所出来后，我就马上进去查看：发现在角落里有一个一拳大的洞。我把手伸进去一探，一包塞得紧紧实实的粮票就被我摸出来了！后来那个年轻人就因“投机倒把”罪坐了牢。“我也是被生活所迫啊！”他后来很绝望地说了这句话，其实也让我们感到心酸和无奈。

　　谁要是不慎丢失了粮票，那是不得了的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今天的钱包被偷。每次上粮店买大米时，口袋中的粮票要像宝贝一样小心看管。一不当心丢了，岂不要了全家人的命？

　　一次，家里来了小偷。回家后，我发现整个家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看积攒下的粮票还在不在。那时，家里惟一的一本存折里只存了十几块钱。积攒的粮票多而钱少，大概是那时大部分家庭普遍的财务状况。

　　没有粮票寸步难行

　　我们那时候发的粮票基本都是市内流通的粮票，因此，如果出差办事，就要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把当地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外地买到吃的。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旅行袋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也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换完粮票再走。粮票的重要性就跟钱一样。

　　而当时只有城镇居民按月是供给粮票的，没有粮票的农民要去外地怎么办呢？他们只能拿粮食去粮食部门换取等量的粮票，然后拿着粮票到外地的国营饭店买饭吃。

　　那时候没有粮票真的寸步难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一些工人去杭州培训，可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在杭州使用的粮票，大家只得相互调剂凑合一下。有的工人几天不吃饭，靠6分钱一碗的粉丝充饥。被杭州当地工厂的领导知道后，动员厂里职工把一部分粮票捐出来，当大家拿到粮票的那一刹那，眼泪都止不住地流下来。这在当时，真的就是救命的粮票呀！

　　手里有票买东西还得排队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票，但物资供应紧张的时候，买东西还是要排很长的队，东西也没什么挑选余地。哪像现在的商场超市，要什么有什么，还拼了命地促销，那时候卖米卖肉的人很牛的。

　　后来日子好起来，市面上东西也多起来了，“黑市”也光明正大起来，人们开始拿钱从“黑市”买东西。1993年以后，粮票停止使用了。买东西，有钱就行。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些票证，都觉得不可思议，想像不出那种凭票供应的日子。他们现在每人都有好几张卡：银行卡、超市消费卡、饭卡、公交卡……刷来刷去的，不要太潇洒哦！。

　　遥想当年

　　如此风光

　　我是一张小小的全国通用粮票，虽然出生时印制精良，但这么多年过去，我也上了年纪，脸上沾染了些灰黄的污渍。

　　现在的孩子们都不认识我，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在抽屉里看到我，好奇地问他爷爷：“怎么有长得这么小的人民币呀？”

　　我当时有些伤心，想当年，谁不认识我啊！

　　可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看到我会感到内心深处的触动。看到我，就像看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月里，我曾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过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家族里，出过很多异类：比如1960年南京的一钱粮票和1963年上海的二钱半粮票。一钱粮票只能买到十几粒米！还有1958年辽宁的一分油票、1975年新疆的一厘米布票、1961年宁夏的半两棉花票、1974年江苏的二钱糖票、0.1块的皂券、0.4盒烟票……最离谱的是上海的抹布巾票，就是买抹布用的票。这些票证，你想都想不到。

　　票证家族里，我是最后一个退出江湖的，那是在1993年。那时买东西早已不是问题，粮油商品敞开供应，我就光荣退休了。你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在收藏品市场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