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看到有相关的资料显示，比如说在这几年当中，韩资从青岛非正常撤离的是206家，但是与此同时，有数千家的韩国企业又在中国扎根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企业，这么样一个数量离开中国，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它会扔下一些烂摊子，比如说像债务问题、贷款问题、欠薪的问题，有哪些后续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白岩松：
一方面有一个数字可能我们要再次声明一下，比如说最高峰的时候，韩资在中国的投资占它所有的权重达到了40%多，因此韩国的国内也会有一种说法，是不是过分依赖中国的经济了等等。陆续现在在下降，可能下降到30%，甚至更少，就是在这个权重当中，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它整个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你发现它的大企业，比如说在上海，在广东等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带有品牌性的投资企业，跑的不多，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即使撤离的话可能也是比较规范的，反而是一些中小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跑的会比较多。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就会明白，让我们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其实设立相应的门槛，走的时候也要有相应的规矩，尤其是中间的过程，是不是也应该有好的监管。
主持人：
实际上从现在整体的情况来看，大家也看到了，说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进行调整，比如从劳动密集型向人才和资金密集型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问题也是在不断出现的，而且是花样翻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是不是有预见性的预警机制，包括相应处理问题的这样一种有计划的机制？
白岩松：
我觉得在今年金融危机这样的背景下，大家对这样的问题格外关注了，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对于两国的经济，包括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用国外的企业、国外的投资更好一些，因为可能不仅仅是韩国，虽然韩国的企业在山东显得比较集中，你想想在整个山东就待着十几万韩国人，你去青岛很多区，到处都能见到韩餐馆，可见两国之间经济交往的密度。
我觉得未来中国和韩国，包括跟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只会进一步增加，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大家关注到了这样一个撤离，而且它带来的麻烦不仅仅是刚才说的那几点，比如说在四部委的指引当中很明确，第一个谈到的是带来了很严重的经济损失，还带来了地方社会的不稳定，那么多的职工突然欠工资没了，而且我找谁要工资都不知道，政府帮着垫，村里帮着垫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所以它留下的麻烦都很多，尤其可能还会演变成两国国民感情之间的一种摩擦，外交之间的一种摩擦，我想这对于两国政府来说应该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主持人：
我想我们换位思考，这些非正常的企业，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听到他们的一种声音，就是说你的这种清退清算的程序太复杂，这是他们的一种说法，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说法？
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法律的尊严你必须是要维护的，这只是一个能说出来的一种借口，是不是存在着，他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说你清算的程序太慢，加起来的话时间可能将近两年。但是我觉得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大家合理地提出你的建议的话，我们相应的机制也会发生调整。但是大家更看到的是背后你在躲银行的贷款，在躲员工的工资，商人无利不起早，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看到利在减少，所以跑掉了，所以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一个清算机制时间太长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可能你要听到它，你作为中方来说你要听到它，将来我们怎么更好地去改善它，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招商引资”应转变为“招商选资”
主持人：
应该说面对很多这样的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我们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的主任邢厚媛，邢主任您好。
邢厚媛(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邢主任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外资非正常撤离的企业当中，韩国的企业比较多，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呢？
邢厚媛：
我觉得这要从韩国企业的结构来看。其实目前韩国撤走的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它们到中国来，它所具有的产业的定位，它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土地使用成本也比较高的这些企业，它本身就不属于国家目前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鼓励的产业。
另外一个，这些中小企业，它本身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也比较差。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些比较集中撤离的韩资企业的企业业主和他们的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也比较差，所以才导致了这样一个非正常撤离比较集中的局面。
主持人：
邢主任你觉得从今后的长远角度来讲，我们既往的那些招商引资政策方面，有哪些需要进行调整，进行反思的？
邢厚媛：
我觉得其实国家已经在今年的年初开始陆陆续续出台了一些调整产业结构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高耗能、高污染，就是我们说的“三高”的这种产业，“三资”这样的都不鼓励了。包括《劳动合同法》，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这种雇员很多，但是它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国家重新出台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的调整，本身已经向我们传统的，过去30年以来的一些政策进行了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但同时我认为我们在一些监管措施上，我们在招商引资的具体做法上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
我觉得山东一些地方长期以来有一个很不好的做法就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不合理的政绩观，人们无论自己在什么岗位，每一个岗位的干部职工都要有招商引资的指标，这就使得招商引资不计后果，不区分良莠，一律的招进来。由于我们没有有选择的引资，而是一味的要求数量规模，所以就导致我们没有更好的在市场准入前去考虑这些企业是不是有一定的能力来承担社会责任，是不是符合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需要。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邢主任，刚才邢主任从她的个人角度也提出了她的一些批评的观点。实际上刚才她提到一个词，说招商引资，而且提到一个招商选资，有这样一句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在今后的政策制订上，包括我们这种招商引资的观念上有哪些需要变化？
白岩松：
其实刚才可能邢主任这话稍微有点重，但是背后是好意，不只山东，在全国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局部的人，在招商引资这方面，一个招商引资成为自己最大的任务，所以来的都是客，而且好不容易请来的客，没有去考虑你的这个客也是各种各样的客人都有的，有的是规范的、品牌的企业请到了，有的可能它在国内也是从土地，从农村刚离开不久，刚有了一定的资金，素质也并不是很高，看到你这儿劳动力成本很低，土地成本很低，所以淘一票就想走，因此这个门槛就不够高，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了。其实我觉得在全国各地，不只山东，哪儿都有这样的一个引资观，这种引资观，其实这两年随着科学发展观，或者说随着整个我们产业升级，比如广东、浙江，包括山东、上海、江苏，其实现在全在开始谈产业升级。为什么最低工资的标准不断的在往上提高呢？就是为了强化一种产业的升级。所以对于很多国外的这种企业来说，也要思考这个问题，将来你进中国来，你也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比如我举刚才这样一个例子，刚才我提到了206家跑的企业，其中有151家的构成，首饰的生产63家，服装厂33家，皮革28家，箱包14家，制鞋(13家)，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就占到了151，所以这对我们未来的思考，要去重点考虑如何建一个更好的门槛。
主持人：
从现在具体问题的角度来看，像现在所出逃的，或者说非正常撤离的这些企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追缴，另外他们是不是要上黑名单？以防再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
白岩松：
我觉得当然要，它有过这种极其不良的记录，留下一屁股债，欠了很多工资，将来转身摇身一变，又以新的方式到另外一个地方投资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监管体制。我觉得现在很高兴的是看到韩国政府也是很积极的在进行配合，说你有国内针对起诉的话，他会依据国内的法律，如果你想依据中国的法律的话，他也会依照引渡条约等等来进行相关的配合，他也派了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