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定近期派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护航一事一经报道，立刻引起了舆论的热烈关注和高度认同。中国派舰队进驻该海域，是一项充满智谋、冷静而周全的战略考量。不过，或许是出于满足自尊心的需要，一些人似乎更愿意把这件事情解读成中国确立或恢复大国地位的标志，不少评论也将焦点放在了论证中国海军有能力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之上。

　　我很能理解这种微妙的心态。近代中国衰落的几个重大标志性事件，都与海上战争的惨败密切相关。海军和海战联系着我们脆弱神经中的耻辱记忆，这甚至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今天，中国海军第一次雄赳赳地驶出国门，参与远洋实战任务，怎能不令人扬眉吐气呢？

　　但应该看到，海军护航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没有太大关系。近年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国际纠纷，中国民间总将其上升至民族自尊心的高度，并爆发出强大的对外反弹情绪。有人将它归结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其主要表现为：一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但只要它对中国有利，就非得说它是对的。而且，有些时候会狂热地支持一些于我们的利益没有好处甚至大有害处的事情。这就不是非理性，而是病态了。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我们与外部世界及随之而来的纠纷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框架，我们很难妥善地处理好这些纠纷，而它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必须清晰地界定我们的核心利益。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此异常清醒，那就是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当时中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一个宽松稳定的外部环境，当时的主要策略是韬光养晦。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的历届政府，也一直努力遵循着邓小平定下这条基本外交哲学，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民间情绪，总体上也与这种国家外交战略高度合拍。

　　然而时代毕竟在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利益也在不断扩大。今天，一味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且不说中国越来越庞大的海外利益，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取得足够的发言权和博弈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用尽一切办法，迫使中国在更多问题上表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它们的核心利益。比起单纯的韬光养晦，在具备相当实力的情况下懂得如何正确使用它，是摆在当下中国面前的一道复杂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各方面实力的增强，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大国情结”正在迅速膨胀，而这种“大国情结”还连结着我们民族创伤的近现代历史记忆，它在很多情况下会以一种病态的形式呈现出来。上述两种趋势内外交汇，会模糊我们一贯的外交指导思想，并大大挤压了可能的外交灵活空间。

　　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顺利地实现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现代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然，今日之现代化，已不只是改革开放之初单纯的“经济发展”那么简单。服务于这一核心利益的国际政策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那就是争取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和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好外部环境。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世人眼里的“东亚病夫”了。如果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确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也肯定不是源自蔑视，而是出于莫名的恐惧。眼下的最大问题，反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尽快洗刷掉一个多世纪贫弱闭塞所造就的病态民族心理。

　　如果我们继续将争取所谓的民族自尊视为我们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几近于无意识地向世界宣扬我们是多么强大，付出任何代价在所不惜。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收获外部世界的更大戒心和敌意。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能对我们敏感脆弱的民族情绪感同身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无所知的，会认为我们想要恃强凌弱；一知半解的，会认为我们想要为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遭受的耻辱报仇雪恨。一旦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会对我们的核心利益——加快实现现代化——造成偏离和损害。

　　我决不是主张我们应该在外事纠纷中处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而是主张以别处的更大灵活性换取我们对自身核心利益的更加强有力的维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一切国际争端中尽数大获全胜，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做不到。

　　在我看来，那些动辄火冒三丈的愤青们耗费了许多肾上腺素为之“斗争”的东西，我们事实上早已经拥有。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许多人的闭塞心灵尚未做好拥有它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