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纳
“一些饭店有酒吧，部分大使馆也有，逢周五就会办活动。北京就是一个小镇。”1981年就已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弗兰克·西格尔，拥有如此的北京记忆。
西格尔属于为北京繁华的夜生活打下基础的先驱者。1990年9月，他在位于三里屯的工人体育馆东门对面，开了北京第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酒吧。如今，北京几乎每周都有新酒吧和夜总会开张。
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三里屯酒吧街，是所有外国人不能缺少的北京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的洋酒卖12元一杯。三合板挡着，隔成一个个包间，酒吧里到处是外国参赞和驻华大使，手提录音机里播放的外国歌曲，让这些远离故乡的外国人，恍惚中忽略了空间的距离，寻找到家的味道。
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让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觉得舒服、自然和没有压力。一项调查显示，70%的外籍人对北京的工作、学习和居住环境表示满意。
无比热爱五道口的加藤嘉一，觉得生活在北京越来越方便。以前回日本，他提前一周就要做好计划，因为签证很麻烦，回一次国就要签一次。2005年，中国改革了签证制度，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可以随时回日本了。
在多个媒体开设专栏的加藤，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媒体人。他以自己的独立思考，观察着这个他充满好奇的国度。
“以前，中国人见到外国人，都是防备的姿态。”加藤说，同时做了个躲避的姿势，“缩得很紧，压力很大。”
“人们着装很保守，也不愿意与外国人交流。”1985年，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拉姆斯登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穿着灰色、黑色套头衫的中国人，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不过，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加藤说，“奥运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奥运会，全民学英语，每个人都在准备着，迎接外国人，大家对外国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北京欢迎你。”
“心态很重要，心态决定成败。”加藤说。
我的中国
和加藤一样，美国人杜大卫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这7年，也是北京准备奥运的7年，也是他为奥运志愿服务的7年。
奥运会期间，作为一位城市志愿者，他穿着一身火炬手的服装，奔波于三里屯酒吧街。奥运火炬在北京传递时，他曾作为2号火炬手出现。
为了北京的奥运会，这个外国人做了很多。他曾帮北京市的英文指路牌和博物馆纠正了很多错，还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教英语。
在杜大卫眼中，北京奥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就是让人们用友谊和平的方式来构建和谐的世界。
奥运会后，杜大卫继续在北京的社区里为市民教授英语，他用这种方式为他喜欢的中国多做一些事情。
每次从日本到中国，加藤推开宿舍门就会喊：“我回来了！”加藤说，他对中国，没有距离感，回到这里，像是回家。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外国人占总数的0.3%。他们热爱中国的京剧，学习中国的相声，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很多人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4年，83岁的美国老人寒春，和其他26名外国人一起，成为拿到中国“绿卡”的首批外国人，来到中国57年后，她正式成为一个中国人。
当满头银发的寒春，举着001号“绿卡”微笑的照片登载在各大媒体的时候，评论家们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单纯的外国人身份管理制度的变革，不如说是日益开放的中国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创新的一部分。
越开放越自信
424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从中国肇庆的一个小码头上岸，他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张刚刚绘制好的世界地图。从此，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
如今，在刚刚建成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每天都有几十架国际航班从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数千名外国人自由地来到北京，学习、工作、旅行或者定居。
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以越来越成熟的制度，越来越开放的胸襟，容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今年已经87岁的寒春，住在昌平沙河奶牛场一间普通的平房里，度过自己在中国的第61个冬天。
1947年春天，带着对中国的巨大好奇，寒春从美国途经日本来到中国，上海是她的第一站。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她必须弄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战胜了美帝国主义的机枪加大炮。她被广泛发动底层群众的中国革命深深打动，从此留在中国。在北京郊区的奶牛场，这位曾经的核物理专家，静心为中国培养着高产的“奶牛”和安全的牛奶灌装技术。
56年后，24岁的加藤嘉一也如愿来到中国。他同样带着强烈好奇感而来。在日本时，他只能从书本上了解中国，对这个一海相隔的国家，他的印象只有两个词：神秘、单一。
五年的中国生活，让他改变了看法。单一变成了多元，而神秘依旧。
“中国人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开放，不光是外国人，各种多元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国家共存，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加藤说，中非论坛、奥运会的召开，更让中国人觉得自己特别牛。
“无论如何，中国是个让人成长的地方。”加藤把一只手搭在沙发靠椅上，露出自信的微笑。他的背后，是北京北三环璀璨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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