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打工回来与子女团聚。

　　每天的广州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今年来得特别早。“四川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

　　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

　　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贺雪峰说。

　　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贵州，湄潭县，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个满脸稚气、20出头、穿着时髦的小媳妇，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断翘首张望，听到外面有点响动就出来探探。

　　小媳妇打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来的主人，两人很快回家办了酒席，生了孩子。因为厂里不景气，夫妻俩在春节来临前，早早卷起铺盖回了家。

　　小媳妇虽然跟丈夫回了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打工梦”。小媳妇的丈夫从城里回来后，就跟着父亲在县里做电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也不会没饭吃”，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认为婚姻阻断了她由来已久的梦，她也不止一次提出离婚。

　　春节的临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平时不大跟长辈、邻里交往的小媳妇，对谁家有打工返乡的消息却特别灵，一有空就“奔”过去凑热闹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户，到这辈却是单传，两公婆决心要把儿子留在身边，所以对小媳妇也百般顺从，万般讨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妇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时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却心情迥异。

　　当年在广东打工时，阿英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今年34岁，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农村比较自在，想做的时候就做，想赶场(赶集)的时候就去赶场”，她长叹一口气，“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发生在2009年新年前，贵州农村最为常见的一幕，同时也是发生在广大中国农村，返乡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场景。

　　1月13日晚，从贵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小组仍在缱绻思索，带队的教授贺雪峰长长舒了一口气，“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比“我们调查小组之前预想的有些不同”。他们一行15人的调查队伍，驻扎贵州、湖南农村半个月——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这次的调查煞费心思。